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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2015年07月23日 教会生活 ⁄ 共 5731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205 views+

作者: 张明
人是倾向于放纵欲望的,人的欲望需要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方式来调节的。道德、权威、习俗和舆论等属于一种内在的调节方式,它 使所有个体随时随地都处于对善恶是非的主动判断和调适状态,具有深刻的敬畏和震骇力量。在“熟人社会”(传统社会、东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自律的方式来调 节社会关系;而制度和法律等属于一种外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处于被动约束和强制状态,在“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他律的方 式来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不再是宗教信仰,不是社会风气,也不是伦理道德,而只是法制。现代西方价值倾向于自由放任,法制只是对过度 自由的一种反制;东方价值则倾向于自律,而自律产生于责任,对他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责任。东方社会原本用不着法律,道德和禁忌的力量就够了,因为法律不 能制裁所有的罪过,而宗教和道德则适合预防和惩戒一切恶行,正所谓“西方人偏爱制度,东方人偏爱道德”。
现代化一方面消除了各种敬畏和禁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如宗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风俗等,使各种禁忌功能如道德、习俗、舆论等内在调节机 制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产生各种利益冲突的机会越来越多,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了现代社会调节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放弃道德约束和各种禁忌,这种舍本逐末的逻辑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物质, 一 切活动都是为了社会的高效运转,实现劳动力、资源、生产、销售、流通、分配间的最佳配置。一切制度设计都只是服从效用的原则,各种组织安排都是为了配合物 质生产,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各种法律都是表达的资本和技术的理念和逻辑,是资本和技术的理性化手段,其合法性依据不是来源于正义和道德,而是来源 于各种与资本和技术相关的因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一套为资本和技术服务的价值体系,不一定代表正义和道德。所谓的“民主”“自由” “人权”只是这种工具价值的派生物,一种意识形态,推动自由民主发展的最终是市场和技术的力量。

现代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其基本原 理 是机械的原理,人是机器、社会是机器、一切都是按照机械的逻辑和规则来设计、安排和运作的。机械主义原理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决定 了现代制度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专业化劳动分工使所有个体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零件,成为社会一种组织和社会制度的附属品,与机械的属性一 致;制度的日益繁复与物质的日益丰富和个性的愈发张扬一致;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商品对人的异化一致。现代范式就是西方价值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作为一种适应技术和商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机制,无论是竞争性民主还是协商性民主,主要是通过数量和程序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民主的 多数原则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被任何利益集团(包括机构、组织、民族、国家、强权)利用,民主只是另一种统治手段。民主可以是好民主,也可以是坏民主; 民主可以带来公正,也可以用来混淆是非;民主并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正义,甚至与是非和道德无关,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上的民主常常比专制更糟。 历史上,民主被视为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他族和蛮族,大量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民主政府甚至不比其它政府更加和平,民主常常被用作制造混乱和分裂国家的 工具,人权不是用来促进和平,而是用作攻击对方的武器,西方为了向他族输入自由、民主、人权,常常不惜兵戎相见。今天,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名义对 其他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甚至只是为了展示新式武器和讨好国内选民。民主最终只与利益有关,支配民主的其实是一些现实原则和功利原则。而民主发展到今天,更 成了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民主,成了资本和科技的民主。

在现实和功利原则支配下,现代社会管理阶层那种以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知识结 构 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一般民众也已经完全陷入了科技崇拜和市场崇拜,科技和市场本身已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而民主这种投票机制也常常成为少数人 对多数人的霸权或阴谋,在这种情形下,民主的“多数决”已经失去意义。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多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那些无是非、无原则的“吹毛求疵”“唱反 调”和“对着干”都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希望看到对方的失败,其实并无明确的主张。民主选举常常令政治陷于瘫痪,因为政客们只关心自己的选举成败而不是 国家利益。在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中,政客的声誉常常与妓女相当。德国在“纳粹”时曾受到举国欢呼,美国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对伊拉克开战,……在这种情况 下,民主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也不是理想,民主仅仅具有一种功用价值。西方国家常常以“民主”“人权”的所有者自居,把“民主”“人 权”神化成政治宗教,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来侵略别国,称霸世界。

民主的多数原则还可能导致信息、观念和利益的过度分散, 加 大社会成本,带来效率低下和社会混乱,甚至群氓政治。民主之于现代政治的金钱操纵(美国选举),民主之于市场经济的变幻(股市风波),民主之于现代科技的 为所欲为(生物工程、太空技术),一切崇高的承诺都可能沦为愚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政治正在帮助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像中世纪的教会那样统治,像独裁 政权那样运作。我们甚至怀疑:在严密的技术统治和重重的商业包围之中,自由是否可能?在各种强大的利益操纵之下,民主是否存在?

个 人主义与民主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西方社会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夸大为人类最高和最后的存在形式,常常掩盖了其帝国主义的动机,而西方价值中反复强调的人 权、自由也主要是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服务的。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经剥夺了人们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选择的权利,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生活 方式选择的权利,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政,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都是苍白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 由 主义纵容市场和科技膨胀;自由的泛滥,滋生放纵和享乐主义,而民主的泛滥,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它们正在摧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源泉——责任和节制;个人 主义使整个社会因失去传统和信仰而陷入精神瓦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精心设计的无政府主义——自由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大规模转型,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但它们 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们在价值取向上已经越来越相似,它们都高度关注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高度关注如何对自然有效地开发、改造和利用,高度关注如何激发 和满足人的欲望来推动社会发展,而全球化使它们在发展目标和技术手段(操作层面)都走得更近了。它们的运作方式越来越相似,它们之间只剩下一些名义上的区 别,如一些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以及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之间长期相互排斥,但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却各有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现代西方的经 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淡化,这将使它们能够得到更快、更有效的发展,它们对于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延续同样有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正对手已不再是 它们彼此,而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西方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政治不是什么终极价值,没有民主政治同样能够推行现代 化,如上世纪后期的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而健全的民主政治不一定能带来高速发展,如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如果现代化完全不可避免,那么,对多数 传统国家而言,自由与权威、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也许是更好的现实选择。

今天,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一切现代制度崇拜的根源,人类除了民主政治、集权政治以及二者的结合物(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没有别的选择了,现代制度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扩张欲望、攫取财富的堂而皇之的工具。

西方的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与技术和资本之间具有逻辑的同一性和历史的同一性,因此,对制度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技术的崇拜,某种制度被认为更合理 和更有效主要是基于它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效率的崇拜,一切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新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成本更低、运作更有效;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科技的崇拜,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的制度能够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发展;对制度的崇拜使人们相信 制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

现代社会一方面倾向于无限制的满足和纵容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用日 益 繁复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恰恰把人撇开,把内心的道德约束撇开。每个人在名义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甚至在才能、情操、品德和气质上 都与别人平等,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同样的诉求,使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躁动和欲望,最终又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

对制度的过分依赖也反映了社会的堕落,因为制度是一种强制力,对制度的依赖使人们放弃内在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内在调节(良知、道德、文化价值)完全让位于外在调节(法律、制度),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现代法律制度主要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原罪”预设,基于对人的不信任,基于诚信与良知的缺失,因此只能委托作为第三者的法律和制度来调节。现代法律制度是 一种强制体系,一种操作规范,一种与商品一样的异化力量,它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把人当成物来对待。一方面,现代制度对人的约束和安排如同人操作机器和给 电脑指令一样,人已经沦为社会机器的部件,人正在被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完全束缚;另一方面,丧失自律后的人总会尽量钻法律的漏洞,“亡羊补牢,未为晚 也”,但永远只会是越补越多,越补越宽,这不仅导致法律的进一步机械化和公式化,而且加大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

现代社会把人创造的各种工具都当成了目的,这些工具包括商品、技术、市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本身,而人本身反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不是生活本身。

西方企图强加给民族国家的那些空洞抽象的民主、人权、自由主要是出于价值偏见和文化偏见,这些东西往往是要以丧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自尊为代价的,甚至会导致整个价值失落和社会混乱。

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而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表现得更为有效,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给予的前提是,各种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市场具有无限法力;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近代西方文明的实质是技术文明,而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使科学技术得以实现和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倾向于激发人的物欲来推动社会发展,而 西方的民主自由起着放纵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恣意发展的作用,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后果,都是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 造成的,现代宗教已经迷惑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以西方为参照,用西方价值来看待一切传统,而这些人对西 方的了解和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

西方价值的物质取向先是被以“自由”“民主”“法制”的名义制度化和神 圣 化了,而现在一切又都被市场化和科学化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正在束手无策地被融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对于各种现代化的后果,也只能依靠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按照现代性的逻辑发展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看到,今天在上许多地方,当人们摆脱了政治暴政,获得自由、民主 后,很快又陷入一个完全由技术和商品的操纵的社会,一种现代宗教的新暴政,遭受另一种压迫,一种灾难取代另一种灾难。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民族分裂正在耗 尽这些国家脆弱的制度合法性。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按照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各种国际法、国际标准、国际条例所依据的主要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崇拜,对社会组织的崇拜,都是近代西方价值的产物,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放大,它导致人类近代史上各种冲突和战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即使是在那些被西方界定为“非民主”的国家,各种新闻和信息也从来没有如此丰富,互联网已成为开放的公众平台, 普通民众拥有更多机会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来获取信息,在虚拟空间串联、组织、集会,以此来揭露腐败,监督政府,挑战权威和发泄不满,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通过 互联网立即传遍世界,而许多政府为了更有效的统治已被迫放弃很多控制,“网民参政”“网民议政”“网民监督”已成为趋势,必将大大加速全球民主政治和市场 经济的进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就是想要逃避都逃避不了,如果不这样,民族国家便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最后只能被边沿 化。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人们要么反而不知道如何获取有用和可信的信息;要么被制造海量信息的利益团体误导和操纵。

就中国而 言, 虽然重在现代化发展中每个方面都可能是例外,但根据与众历史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地区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过渡到到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开放政治权 力,实行竞争选举,直至多元政治体制已并非遥不可及,但今天,真正令人担心的已经不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而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后果。随着民主化和市场 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极大的促进各种西方价值、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现代范式的扩展,从而加深各种现代化的危机——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 的身心间的矛盾。

许多西方思想家将人类的前途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而他们所讲的主要是基督教复兴,但是科学早已摧毁了宗教的精神本质,今天,即便是那些更具震慑力量、更宽容的宗教传统也难以恢复了,所有传统宗教在今天已沦为一种政治工具或身份认同,除了功利价值,已不具有终极价值。

在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范式下,无论制度怎样转变和创新,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进步,都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从根本上讲, 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只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只有价值的重建,才能给人类带来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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