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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浩川:余英时的另一面
2021年09月19日 读者投书 ⁄ 共 4601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31 views+

 

 

编者按:8月6日,余英时去世消息传来后,在海内外中文知识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不少人将其奉为当代学术大师。但在也有不少批评,包括有声音批评他依然未能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指责他是压制不同观点的学阀,认为他后期更多是靠政治表态赢得拥趸,而且他所持的政治评论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并非他所长,非常有失水准,未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许多问题都是在不同声音的持续讨论和碰撞中趋向明晰,对人的评价同样如此。

 

 

 

 

余英时在目前史学界的声望极盛,各种荣誉齐集其身。最近出版的《如沐春风 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一举网罗了王汎森、田浩、丘慧芬、何俊、河田悌一、林富士、周质平、陈珏、陈弱水、彭国翔、葛兆光、郑培凯、冀小斌、谢政谕、罗志田、陶德民等大咖为其颂寿,时望之隆,可见一斑。
但历来对他的批评其实一直没断,他的学术成就仍是很有争议的。
例如1954年他写《郭沫若抄袭钱穆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枚举了两书的相似论述,认为是抄袭。后来学者瞿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王学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等等都反驳了余英时,认为他歪曲了事实。 
1971年,余英时写了《方以智晚节考》。1978 他回大陆访问,遇李学勤,知其62年与人合写有《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一文》,中有部分资料为其所未见,使他对方以智死难及方家粤案真相有了更深一层了解;又见到了以前没见过的方以智《青原山志略》一书,遂于1979年写了《方以智晚节新证》,对《晚节考》中若干细节重新予以补充、更正。1979年,又据汪世清先生意见,修正《晚节考》,写《方以智晚节新考》。1985年,再针对海内外学者对《晚节考》《新证》《新考》等文的一些质疑,又写了《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可见余英时的研究本不精密,需要大幅修改。
又如1976年余英时发表过《说鸿门宴的座次》,认为: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清华大学李飞、中国人民大学费晓健都认为他的考据错了,“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且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学者许锡强则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且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已是抗秦联军统帅。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其他还有许多文章也都认为余英时搞错了。
还有,1977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出版。在中国十八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徐复观就批评了他,说他对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法,重心理分析。但一个人的心理是与其人格关联在一起。而戴震人品有问题,所以余英时只从心理方面谈,并不妥当。
2004年余英时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其中把他当年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表达的观点,做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显示了与牟宗三一系在儒学理解和学术进路上的歧异,故新儒家阵营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而史学界也同样有商榷的声音。余先生曾回应了刘述先、杨儒宾等人的批评;但还有许多他尚未及回应,例如吴震对余英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新说就有许多质疑。 
诸如此类学术质疑太多了,余英时每一项研究都曾碰到,大家会觉得他有错误、有讲不清楚、还有许多根本没想到的地方。而这些质疑,当然也推动了他研究的进展。这是正常的,与政治或立场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史学上的商榷。余先生的说法也就是学界之一说而已,未必即是权威或定论,仍有太多可深入讨论的空间。
但近年情况颇有不同,学术上与余先生交流攻错者少了,依草附木者、盲目推崇者却是越来越多。
依草附木者多,是因余英时的门生故旧人多、势力大,所带动的声势。对他的颂扬和奖励越来越多,当然也导致不少人批评他是学阀。
盲目推崇者多,是由他政治态度所带来的想象。因他明确不回内地,遂有许多人想象他是自由主义的盟主。
可是台湾则早有人指责他是威权的护法。如《亡国之祸尽在司法!》(卢建荣、张友骅作,新高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副标题: 难道余英时许倬云不能讨论?)《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卢建荣,新高地文化)等批评他的专著即是。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的卢建荣,炮火尤其猛烈。其批评,用他自己的概括,主要论点是:
威严台湾时期(蒋经国当政之时)海内外共仰的余英时大师,一旦揭开其风华绝代的外表,所呈现的内里一样精采非凡:
一、 娶国民党校园特务大档头的女儿为妻。
二、 攀附海外院士头头为其博士生并获学位,最后荣膺“少年院士”纪录保持人。
三、 夤缘美国汉学界皇帝,并附和其中国观,故尔得入哈佛教书。
四、 台风天翻越管制中的北宜公路赶着去给独裁者蒋经国摸头。
五、 凡有反对他的人,就师法独裁者伎俩,令彼辈前赴他驻锡的福华饭店受他招安。
六、 表面自由主义,骨子里彻头彻尾专制、独裁、警备总部那一套。
七、 破坏国家抡才制度,紊乱学术社群人伦秩序。
余大师择徒不精、课徒不严还是小事。台湾文科的有心人士皆知奔赴余门乃现代登龙术,凡入其门者等于买了院士俱乐部的入门券,就等着当院士。余英时对摧毁台湾垂直社会流动,与有大功焉。君不见已有王汎森、黄进兴当了院士,之后排班候选院士者计有陈弱水、林富士,以及李建民。 
攀附海外院士头头为其博士生并获学位,指他与杨联升的关系;夤缘美国汉学界皇帝,并附和其中国观,指他与费正清的关系。针对这两点,余英时新近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对其哈佛生涯有详细的描述,其实就是委婉自辩,希望能洗刷台湾一些人长久的质疑。不过,洗不洗得清,见仁见智。
娶国民党校园特务大档头的女儿为妻,则是指陈雪屏。陈雪屏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大训导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教育部政务次长、代部长等职。到台湾后,1949年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国建会副主委、主委、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着有《谣言的心理》(商务印书馆,1939年,是我国在这领域最早的一本)等书。
其子女也很厉害。儿子陈棠为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女陈淑平,女婿就是余英时。
由于陈雪屏一直位高权重,故在共产党前后公布两批战犯名单中,陈雪屏位居第54位,比胡适还靠前一位。 
而在知识人圈子中,陈的形象也较特殊。所以1948年底,陈寅恪曾对弟子邓广铭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指胡适)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雪屏在台湾政界教育界之地位如此,余英时之所以能在台湾风生水起,不难理解。卢建荣批评余英时靠裙带关系走红,应该也非空穴来风。
而最可玩味的,是他们翁婿相得,情感融洽,有共同的艺文爱好。这种契合,实更胜于余氏跟钱穆、杨联陞的关系。余的学问路数,事实上也更近于陈雪屏,善于“测人心术”,论朱熹、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陈寅恪等无不如此。这是心理学家老岳父的本领,钱穆、杨联陞,焉有此技?
2011年新高地出版社《余英时先生与我的一段公案及其后果》则有专号如下:
序:余英时抓抄标竿不敌台湾知识仿冒文化惯习/本社 
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张友骅
一代学棍--中研院士选举的幕后操纵者/余济之访问并记录,张友骅校注
原来大师爱说谎/卢建荣
难道余英时三个字不可讨论?!(张友骅) 
余英时外科阉割术(张友骅)
 以公心评余英时的史学研究(卢建荣) 
台湾1975-1988:捍卫威权体制下的制作大师(卢建荣) 
扛着士志于道的大旗 背离独立知识人传统的打造--记余英时二三事(卢建荣) 
二论余英时的“外科阉割术”?!/张友骅
 果然余英时、许倬云不能讨论?!/张友骅 
史上卖相最夯论文集及其所需偿付社会代价--对余英时史学降半旗/卢建荣
狐乎?虎乎?:不见大器征兆的余英时博论/卢建荣
抢错舞台搞错表演--记台湾八O年代余英时一场越界豪奢表演/卢建荣 
与学霸交易--余英时生涯首部专书营求美职搜秘/卢建荣 
余英时和《时报》学媒合谋复制论文集大卖经验再议--再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余英时伙同联经公司复制论文集大卖经验三议--又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打余首役为邢义田所为考/房君铭 
追星族余英时神话陈寅恪晚年作为译码/卢建荣
 余英时开训 却张冠李戴/卢建荣 
余英时翻天覆地重复使用资料背后心曲 --四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看这些文章篇目,也许你会以为仅是卢建荣、张友骅少数人在批评余英时,其实不然,像蔡锦昌《活在知识中的人——知识分子新论》(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中也感慨余英时“甚且已变成一个横跨学界与政界的学阀和文化明星”,其他腹诽者则甚多。
这种批评往往还结合着时事,例如2012年11月29日便有一篇《余英时大师,还是先搞好学术自由吧!》:
最近台湾最火热的议题,莫过于壹传媒(拥有苹果日报、壹周刊、壹电视等传媒)出售的事了。 
本来买家只有台塑王家与辜仲谅,收购过程虽有部分学者们认为不妥,但还引不起大众的“团结”。直到旺中集团出现在收购名单中后,这一切才开始又热闹起来。
为何旺中会令台湾人如此敏感?请看余英时从国外来鸿的文字吧。他说:“通过台商收购媒体,在台湾进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动,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奋起抵抗,此其时矣。”(转载自20121127新头壳与自由时报之报导)这段文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即:在台湾人眼中,旺中乃“中资”也!若让有“中国”色彩的媒体进驻台湾,台湾还有新闻自由吗? 
于是,表面上看起来,目前台湾的反媒体垄断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实际上却带有浓厚的国族主义味道。若非旺中突然加入收购行列,恐怕人民对新闻自由之有无,是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的。
我们姑且不谈苹果在与旺中集团开战后,就立刻脱手,然后旺中也恰在这个时机加入收购的行列,一切纯属“巧合”的疑虑好了,重点是,反垄断、争自由的人,应该是余英时吗?
卢建荣教授最近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一书,内中就记录了余大师是如何打着自由主义者的名号,却在专制的小蒋时代,称霸国民党经营的两大报副刊之传奇。以及,他又是如何拉拔自己的子弟兵们进入学术要津,渐次取得人文学科的霸权,打压异议人士,垄断学术资源的种种祕辛,令人瞠目结舌。无怪乎在民国70年代,张友骅先生会愤而写出“一代学阀余英时”这样的文章了。    
当然,余大师是否为学阀,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那肃杀的时代,所谓自由人士如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纷纷入狱或遭政治当局打压之时,他老兄却能在两大报叱咤风云,却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并且,现今历史学界的掌权派,多半与他有师生情谊,这也是真确的。如今,这样的人,要来反媒体垄断,来高呼新闻自由,岂不讽剌吗?他老兄所熟悉的台湾学术界都不自由了(至少人文科学界如此),却还管到他专业以外的事,岂不过乎?
余大师,真的为自由的话,还是先将您所培植(不管无意或有意)的主流势力,退出历史学界吧!如此,则自由幸甚矣!! 
面对这种呼吁,余先生的自由主义招牌显然就该擦得更亮些,不能只反中,而更应反对一切不义。  
其次,他学问上的一些缺漏,既遭质疑,也应该如他早年不断修订、补充其《方以智晚节考》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好好沉潜下来修订答疑才是。人老了,戒之在得。可是所得有实有虚,学问实才是真的、名声则是虚的。德不配位,更非好事。依草附木者与盲目追捧者的掌声,有什么可迷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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