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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野蛮崛起”时代的“天下主义”》
2021年01月26日 宗教交流 ⁄ 共 5205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55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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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纳粹化,首先是知识界的纳粹化。思想的毒害比单个官员的贪腐后果更严重。(汤森路透)

二〇〇八年之后,中国告别“韧性威权”时代,进入“野蛮崛起”时代。在观念秩序场域,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经过官方残酷打压几乎销声匿迹,成为潜流;老左派、新左派、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等思潮则与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思想)合流,成为一种反人类、极端邪恶的“天下主义”——其代表人物及观点,仅举三例加以说明:刘小枫之“新国父论”、汪晖之“多元一体论”和施展之“枢纽论”。

曾发明“文化基督徒”这一称谓并组织翻译大量西方基督教和政治哲学经典的学者刘小枫,过去被视为自由主义阵营之一员。在习近平时代,刘小枫摇身一变成为新纳粹,是当代知识人华丽转身、卖与帝王家的典型个案。

毛泽东是华盛顿加林肯的“新国父”?

刘小枫认为,毛泽东如同华盛顿一样,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清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又如同林肯一样,以韩战奠定中国的“大国”地位,所以毛泽东是华盛顿加林肯的“新国父”。刘小枫的“新国父”论述,让误以为他是自由主义者或基督教文化持灯人的读者瞠目结舌。其实,从其人生及思想脉络来看,也是一种必然——他在二十年前就提出“毛子”之说,将毛泽东与孔子相提并论。

刘小枫的“变脸”,乃是回归其最本真的自我。他在西方谋求大学教职失败,对西方产生舍勒式的怨恨;正如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心理严重受挫的北岛不再相信未来,一边咒骂纽约地铁的肮髒,一边回中国接受小朋友为其佩戴红领巾。刘小枫宣扬古典教育,但他从未洞悉希腊和希伯来的“求真”和“求善”意志,他热衷的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德国现代极权主义。

刘小枫无法靠自己发明的理论撬动历史,他口口声声反对西方却还是要拿西方理论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国父”的概念来自西方,他对毛泽东政治合法性的肯定,无非是当年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施密特对希特勒统治合法性的肯定的翻版,日光之下无新事。如何评价毛,决定著中国未来的路怎么走,评论人夏寒在《“国父”何以成为问题?》一文中指出:

刘小枫清楚地知道,对毛的评价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一部分中国人把毛视为魔鬼,一部分则视为神明,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这种精神内战也并非宗教与政治分离之后,两种宗教精神之间无关紧要的争战,它所涉及的是两种政制精神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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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中国人把毛视为魔鬼,一部分则视为神明,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战。(汤森路透)

中共统治出现危机,其表现之一是其历史叙事难以自圆其说。刘小枫意识到历史教育的失败,在《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一文中对美国“新清史”及日本“全球史”及“东亚史”发起猛烈攻击。“新清史”倡导者是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日本学者平野聪在《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一书中进一步发扬“新清史”的思路,认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对于这些“异端邪说”,刘小枫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诛心笔法写道:“日本讲谈社世界史的写作主旨是……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日本和台湾思想界的脉动以及两地之互动,预示中国将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刘小枫深知,如何叙述历史即意味著如何定义自我,而这一切取决于你背后是什么样的观念秩序,他对“精神污染”和“史学反叛”比习近平还要紧张。

汪晖缴给党国的一张投名状

被奉为新左派盟主的汪晖,当然看不起刘小枫的“投诚”,他的比刘小枫更晦涩的文字,让读不懂的大学生为之迷狂,这是学术界最荒诞的“皇帝的新衣”。不过,当论及关键的政治议题,为了让“今上”及其身边的人能读懂,他也会用“雅俗共赏”、简洁流畅的文风来表达,比如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一文。

汪晖的这篇数万字的长文,针对“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四日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同步发生了骚乱……与此同时,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刚刚展开,就在巴黎、伦敦、三藩市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团和西方藏独运动的严重阻挠”等事件有感而发。为了捍卫奥运圣火之神圣不可侵犯,为了捍卫中国对西藏主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汪晖夜以继日写出这篇反击西方舆论的战斗檄文,也是缴给党国的一张投名状。

汪晖的文章比胡锡进有“真材实料”,他知道引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他认为,西方政治家和民众支持“藏独”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著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这三个方面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而且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的历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状态相关。”如果萨义德知道其理论被如此谬种流传地误用,一定会伤心欲绝——因为西藏人的处境比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糟糕得多。萨义德曾作秀式地到巴以边境抗议并向以色列警察扔石头,如果他到拉萨抗议并向中国警察扔石头,后果将如何呢?

汪晖的文章通篇历数中国对西藏的大笔投资、今日西藏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昔日西藏的贫穷和“奴隶制”,谴责西方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然而,若按照此一思路,“中国独立”岂不也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

汪晖的创新乃是提出“多元一体”之概念,为中共的民族政策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解释。汪晖强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汲取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但也是全新的创造……从孙文到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曾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追随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适合中国的制度安排,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看似新颖,却还是新瓶装旧酒:“费孝通所说的‘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不但是指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政治实体。”这里的常识性硬伤比比皆是,可见这位被新左派神化的大师跟被徐晓东打得遍地找牙的功夫大师一样虚有其表:“中华民族”明明是梁启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阅读日本翻译的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理论后发明的新概念,哪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过程”?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以及若干被中国强行统治的少数族裔,各有其历史和政治传统,跟“内地”截然不同——汪晖不是刚刚在文章中批判西藏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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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明明是梁启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阅读日本翻译的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理论后发明的新概念,哪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过程”?

在文章末尾,汪晖露出其政治野心——这是一篇精心撰写的奏折,是写给中南海主人读的:“在民族冲突频繁的世界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族群共存状态最值得我们珍视。探讨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现象,回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探讨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问题,是因为只有超越这种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在汪晖眼中,不会有自焚抗议的藏人和在纳粹集中营升级版的“再教育营”中被折磨致死的维吾尔人,他们是“多元一体”秩序必要的牺牲品,不愿与中国“一体”即使死路一条,如同希特勒眼中的犹太人一样。

与刘小枫和汪晖及其理论相比,施展及其《枢纽:三千年的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小得多,却更加危险,因为其具有七步追魂之剧毒。刘小枫和汪晖发出的是过气人物的哀鸣,施展是任教于外交学院的年轻一辈学者,以砖头一样厚的《枢纽》展示出新发于硎的观念发明和整合能力,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批判。

施展以学术包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施展以“枢纽”这个词语及观念来定义中国:“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他企图“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回答:“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颇有毛泽东之气魄,只需要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改为“数风流国家,还看今朝”。

当“新清史学派”及东亚史、全球史论者,以及刘仲敬等人以“内亚”解构中国之际,施展反向而行,扩大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将草原和海洋也纳入其中,陆上的长城和海上的锁国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的天下俨然是世界的天下。为此,施展不惜挑战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观念及汉族中心主义,比如论及宋辽分治时代时,他指出“大辽从帝国气魄上,相对于转向内向的大宋而言,更像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大辽的首都南京析津府(北京)“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首都”。这一论述与陈寅恪的“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大异其趣。施展对辽的肯定,绝不是认同辽之“非中国”特性,而是以更强势的中国论述将辽“中国化”。他的变通乃至突破,乃是为了建构更庞大的中国——辽是中国,西夏是中国,金是中国,蒙古也是中国。这种“中国式逻辑”就是:如果你足够强大,无论你是什么族裔,你都可以被承认为正统,但前提是你必须被定义为“中国”,也就是你必须代表“中国”。

施展的“枢纽论”,是以学术包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菁英版的《厉害了,我的国》。他在书中探讨的是大历史,更是中国如何“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尽管他也使用“自由”、“宪制”等基督教文明和清教徒观念秩序中的术语,但并不意味著他认同中国应当接受基督教文明——反之,他宣称,美国若要“消化”中国的挑战,必须“改变自己的文明样式,改变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换言之,美国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掌控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席存身之地。中国跃升为罗马,降格为迦太基的美国必须听中国之号令。

施展在使用“自由”、“宪制”这些术语时,是以中国秩序、中国利益(共产党的统治及共产党的利益)为前提,“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自身的改造,带来了普遍性宪制展开的可能”、“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他使用“自由”和“宪制”这些光明的术语只是虚晃一枪,他欣赏的是“法权”这个毛泽东和施密特用过的术语,这句话是其观念秩序的风暴眼:“今天,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中国,已经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响著世界法权。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将在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中国的权力意志不受固有国界之限制,其“硬实力”摧枯拉朽,“挡我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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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使用“自由”和“宪制”这些光明的术语只是虚晃一枪,他欣赏的是“法权”这个毛泽东和施密特用过的术语。(汤森路透)

重写历史的目的是控制未来。如此步步为营、铿锵有力的论述,绝非普通“小粉红”可比拟。它让人联想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枢纽》更适宜的名字是《中国之奋斗》,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诱人得多)。施展的《枢纽》是一本堪比纳粹思想旗手阿佛烈·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是《我的奋斗》之前传,罗森堡的理论为纳粹屠杀犹太人和争夺神圣空间提供了正当性与合理性。施展似乎实现了罗森堡在踏上绞刑架前的誓言:“思想上的伟大变革往往需要好几代的时间才能顺利完成。即便我方如今已经死气沉沉,但有朝一日还是会东山再起。”单单将“我方”由德国改成中国就大功告成。

中国的纳粹化,首先是知识界的纳粹化。思想的毒害比单个官员的贪腐后果更严重。罗森堡在一九三六年的日记中写道:“至少有一件事是我满意的,我已经贡献了一己之力,把犹太人的背叛之举给揭发出来了。”纳粹宣传部新闻处长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在受审时说,罗森堡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所有人中,罪孽最深重的”,而美国检察官罗伯·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则称之为“‘优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施展、刘小枫、汪晖都在处心积虑地争夺这顶光芒四射的冠冕,他们坚信“东方必胜”,一点也不担心像罗森堡那样被送上审判席和绞刑架。在思想观念的战场上,胡锡进、司马南只是龇牙咧嘴的战狼,施展、刘小枫、汪晖才是猛虎,至少他们自认为是猛虎。笔是可以杀人的,笔更可以当成魔笛吹,将千百万人赶上战场作为炮灰。他们心中的“优等民族”,不是雅利安人或日耳曼人,而是子虚乌有的“中华民族”;他们心中的“天下帝国”,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而是比之更伟大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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