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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中国文明的张力
2020年10月12日 圣灵感动 ⁄ 共 10698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96 views+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张力》(赵林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4-0025-07)报道:

基督教最初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之下生长起来的,在“上帝”与“恺撒”、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经历了长达250年的大迫害之后,基督教终于被罗马帝国所认可,但是二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并没有因为短暂的和解而消除,而是演化为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教俗之争。在合法化之后,基督教面对顺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应战方式:大公会议表现了确立统一教会和争权夺利的积极姿态,修道运动则表现了与异教文化和世俗生活彻底决裂的消极姿态。

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生长历程
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战胜了劲敌安东尼,统一了罗马的东西部,并将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并入罗马版图,由此实现了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化。到了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初的图拉真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状态,其领土东起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西讫西班牙和不列颠,南自埃及和北非,北至莱茵河与达西亚(今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就在罗马人忙于政治上实现建立世界帝国的伟大抱负时,基督教的使徒们也正在耶稣关于“传道给外邦人”的教导的感召下,走出以色列的狭隘范围,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和基督教的传道者
都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那就是建立一个普世性的王国。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究竟是“恺撒”还是“上帝”,到底是依凭刀剑还是依靠信仰。公元2世纪下半叶,一位基督教护教士萨迪斯的麦利都(Melito of Sardes)这样对罗马皇帝奥勒留说道:
我们的哲学首先在野蛮人中发展起来,但是在你的先祖奥古斯都统治的伟大时期,它这朵花蕾在你的国家绽放,而且对于你的帝国来说,它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从此刻起,罗马人的权力将伟大而璀璨。你现在成了他那愉快的继承者,而且你的孩子也将如此,前提是你保护这与帝国一同成长并以奥古斯都为始的哲学。
罗马人用武力统一了地中海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来把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统一起来。这个更加具有本质性的统一工作只能交给基督教会来完成。然而,尽管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都被历史选择来承担同一个伟大使命,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形同水火。不仅在基督教最初传入罗马帝国的那几百年间,而且即使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化和国教地位之后,“上帝”与“恺撒”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教俗之争构成了一条贯穿西欧历史的红线。当麦利都在基督教传播的第二个世纪里向奥勒留皇帝说出上述那番话时,他的本意是想让这位酷爱哲学的罗马贤君改变对基督徒的迫害政策,将基督教接纳为罗马的国教。
但是基督教的苦难历程在奥勒留当政的时代(公元161-180年在位)才刚刚开始不久,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的最初三个世纪里,充满了血和泪的悲惨印迹。从公元64年尼禄皇帝第一次公开迫害基督徒,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的《米兰敕令》,在250年的时间里,基督徒遭受了罗马官方多次大规模的迫害,以及罗马一般民众数不胜数的欺凌、侮辱和歧视。公元2-3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说道:“基督徒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这句话尽管有些夸张,但是也大体上反映了大迫害时代的情况。基督教最初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殉道史。虽然罗马大公教会在中世纪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后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和不宽容,开始大规模地迫害所谓“异端”,但是它最初却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之下顽强地生长起来的。在最初的那几个世纪里,当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们面对着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时,他们为了坚持信仰而前仆后继地走向十字架,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40-50年间传入希腊罗马世界时,信仰者多为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在当时一般罗马人的眼里,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愚昧迷信,他们往往把它与犹太教混为一谈。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文化混杂,东方各种稀奇古怪的宗教信仰随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一起涌入罗马帝国,令罗马人目不暇接。对于功利主义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外来宗教只要不威胁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不危害罗马人的物质利益,他们通常都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不予以干涉。但是不久以后,基督徒所奉行的种种奇怪信条和仪式(如聚众祈祷、领取圣餐等)开始激起罗马人的反感和厌恶,尤其是由于他们拒绝敬拜皇帝的偶像和罗马人世代尊崇的神明,有些基督徒甚至拒绝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如服兵役等,这样就极大地触犯了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但是,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最初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布林顿等人写道:“基督徒所认为的‘迫害’对罗马统治者而言,仅是他们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防止一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一群叛徒或胡闹的疯子的男男女女……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对有教养的希腊人与罗马人而言,是任性的与粗鄙的狂信者;对一般人民而言,他们是危险的怪物,这却是实实在在。”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尼禄当政时期。公元64年,罗马城遭受了一场火灾的袭击,大火持续了六天。许多迹象表明,这场大火是尼禄皇帝自己指使人放的,目的是要在废墟上建造一座新的宫殿。但是当罗马人民觉察到这场大火是受人指使的时候,尼禄为了推卸责任,就把令罗马人颇为反感的基督徒当作了替罪羊。于是,许多被指控为基督徒的人,包括著名的使徒彼得、保罗等就成为第一次大迫害的殉道者,“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
在公元1-2世纪沉溺于物欲享乐的罗马人看来,基督徒是一些具有反人类倾向的狂热分子,他们信仰的神(基督)是一个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们对现实世界充满了仇恨和嫌恶,却狂热地向往一种虚幻的彼岸生活。早期教会团体的宗教活动也被罗马人误解为邪门歪道的妖术和伤风败俗的恶行,“对圣餐中基督临在说的误解导致人相信对基督徒食人肉的指控;深夜举行秘密的宗教仪式又使人相信他们放荡纵欲”。这样就使早期基督教会在罗马社会中成为一个居心叵测的邪恶团体,罗马人很容易把诸如火灾、瘟疫、饥荒甚至战争失利等罪责都归咎于基督徒。这种误解长期存在于罗马帝国统治者和一般公民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虽然罗马帝国最初迫害基督徒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宗教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但是罗马一般民众对基督徒的种种乖戾行径的厌恶,也极大地助长了帝国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基督教会作为一个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特殊群体,基督徒对家庭生活和国家义务的轻视,以及他们面对死亡威胁时的不屈态度,这一切都令罗马人深感惶惑和憎恶。爱德华·吉本写道:
他们的阴沉、严峻的神态,他们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他们经常散布的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使得异教徒们不免忧心忡忡,担心这个新教派定会带来某种危害,而由于对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测,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曾说过:“不管他们的行为的宗旨是什么,只凭着他们的桀骜不驯的态度就理当受到惩罚。”
在尼禄皇帝公开迫害基督徒之后的两三百年间,罗马帝国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迫害的力度却往往因人因时而异——有些皇帝(如马可·奥勒留等)出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原因对基督教深为嫌恶,另一些皇帝(如图拉真等)则对基督徒采取较为宽松的怀柔政策。最为严酷的大迫害发生在公元250-260年间,当时的罗马皇帝德基乌斯和瓦勒良出于对日益衰败的罗马帝国和传统宗教的保护,开始对日益壮大的基督教会大开杀戒,掀起了迫害基督徒的高潮。他们用酷刑、监狱和恐吓来迫使基督徒向罗马诸神的偶像献祭,禁止教徒们聚会,没收教会财产和墓地,一些主教和神父被处以极刑,平信徒则遭到凌辱、流放和财产充公的惩罚。面对着罗马统治者的新一轮大迫害,许多狂热的基督徒为了坚持信仰而以身殉道,其中最著名的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希腊教父奥利金等人。这一轮残酷的大迫害持续了十年之久。随着公元260年瓦勒良皇帝在战争中被波斯人俘获,罗马帝国陷入了分裂和混乱的状态,皇帝成为雇佣军将领手中的傀儡,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在这种情况下,自身难保的罗马统治者们再也顾不上去迫害基督徒了,于是基督教会就获得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会逐渐发展壮大,加入教会的人数迅速增长,基督教信仰开始向军队、政府和贵族阶层蔓延。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和狂热情绪也引起了罗马异教群众的极大不安,他们决心起来捍卫传承了千年之久的多神教信仰。受罗马民众这种忧虑情绪的影响,以及对连续发生的宫廷纵火案的原因的猜忌,戴克里先皇帝在公元4世纪初又开始对基督教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他一连发布了四道敕令,拆毁教堂,没收教产,用酷刑强迫神职人员献祭,并对军队和宫廷中的基督徒进行大清洗。然而,此时的基督教会已经羽毛丰满,并且在罗马民众和上层人士中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因此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基督教了。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从罗马政坛退隐,基督教的苦难日子也走到了尽头。八年以后,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利西尼乌斯共同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又称《宽容敕令》),公开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且发还了戴克里先时代没收的教会财产。《米兰敕令》标志着基督教在遭受了250年的迫害之后,终于在罗马帝国获得了扬眉吐气的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签署后不久,君士坦丁又借重基督徒的支持而战胜了利西尼乌斯,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
此后他更是大张旗鼓地扶持基督教,任用信仰基督教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好感。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的扶持最初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深切地认识到基督徒的忠诚、纪律、顺从和忍耐精神,这与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的散漫、腐化和麻木不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希望以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来结束长期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相信一种新兴的宗教信仰将有助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力图把“恺撒”与“上帝”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切自由民只有一种公民身份,因此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这种信念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格外偏爱,他赋予教会团体以极大的独立权力,捐资建造教堂,豁免教会赋税,甚至违背《米兰敕令》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压制其他宗教的活动,试图用基督教来取代已经形同虚设的罗马多神教的国教地位。由于君士坦丁的大力推崇,到了公元4世纪末叶,基督教终于被另一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确立为罗马国教。
经历了漫长的磨难之后,基督教终于在日益衰朽的罗马帝国中获得了合法地位甚至国教地位。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对于那些在精神上陷入百无聊赖状态的罗马人来说,早已不再是先前几个世纪的谵妄迷信,而是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真实理想。而基督徒们的洁身自好也与罗马社会的骄奢淫佚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敬仰。当然,基督教之所以在罗马帝国获得成功,除了罗马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的态度改变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它自身的原因。爱德华·吉本把这些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1.基督徒的狂热的宗教信仰和选民意识;2.基督教的天国理想的巨大精神感召力;3.原始基督教会所标榜的驱邪祈福的神奇法力;4.基督徒所具有的崇高道德和殉道精神;5.早期教会内部的团结、纪律和平等制度。
正是凭借这些文化特点,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基督教才从一个倍受摧残的“邪教”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与此相反,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却逐渐病入膏肓,不得不借助那个曾经被凶残的暴君尼禄恣意蹂躏、被严肃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斥为“有害的迷信”的基督教来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恺撒”与“上帝”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终于以“上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
当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和决心扶持基督教时,他显然是看到了基督教所具有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和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深刻矛盾——“上帝”之国虽然借助“恺撒”之国作为寄生的宿体,但是它却注定了要成为罗马帝国的断命毒鸩。
自从耶稣被罗马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上帝”与“恺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长期迫害使得这种对立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君士坦丁与基督教会的暂时妥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解二者之间迥然而异的精神旨趣,“恺撒”与“上帝”的握手言和也只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权宜之计罢了。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封建时代的来临,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对立又进一步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教俗之争,极大地影响了西欧中世纪乃至近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二、大公会议与修道运动——基督教合法化后的两种应战姿态
《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当基督教会已经不用再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奋斗时,它就开始面临两个全新的时代问题:一是如何把彼此独立的各个教会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起来,以顺应合法化的处境和君士坦丁皇帝重振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二是如何在顺境中保持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和美德,以避免与邪恶的异教文化环境同流合污。这两个新问题,前者导致了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召开,后者推动了基督教修道运动的开展。
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从帝国的东部到西部,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民族,存在着殊异的文化背景。当罗马征服者们用武力把这些异质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它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完全统一起来。尤其是在帝国东部的希腊文化圈与西部的拉丁文化圈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文化抵牾与隔阂。
与这种文化分裂的状况相比,旨在万邦之中传播天国福音的基督教却表现出超越各种文化差异的普世性特点。如果说罗马人试图通过武力来完成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统一,那么,基督教则志在通过信仰来实现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统一。然而,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基督教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再加上罗马帝国版图广阔,各地的教会不可能在罗马全境范围内进行太多的思想沟通和组织联系,只能满足于各自为阵的闭塞状态。
因此,基督教一旦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统一思想和统一组织的问题就必定会被提到教会日程上来。既然基督徒信仰的神灵只有一个,而教会又被看作圣灵的身体,那么上帝设在人间的教会当然就应该具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基督教的信仰也必须落实为一些被所有信徒共同接受的基本教义。
由此可见,基督教世界最初的几次大公会议,正是为了顺应这种时代要求而召开的。这些大公会议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教义的正统性,消除“异端”思想;实际上,在繁琐的教义之争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各教会之间的组织关系和权力归属。
吉本认为,基督教的生长是致使罗马帝国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基督教与蛮族内外联手,共同摧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对于基督教来说,异教文化泛指一切非基督教的文化,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流行了一千年之久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化。
教会在教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虽然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在教义的理解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分歧),但是在组织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最终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公开决裂(1054年),造成了具有希腊文化特色的希腊正教会(Orthodox Church,即东正教会)与具有拉丁文化特色的罗马公教会(Catholic Church,即天主教会)的分道扬镳。
基督教合法化以后,教会内部的教义之争最初发生在宗教信仰最狂热、同时也最富于哲学思辨精神的埃及亚历山大教会。该教会的主教亚历山大与神父阿利乌就耶稣的本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发端于亚历山大教会内部的教义之争,很快就在已经合法化的罗马各个教会之间蔓延开来,激起了神学辩论的轩然大波。从基督教内部来说,这场争论对于确立正统教义、维护教会在思想上的统一性,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在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皇帝看来,这种繁琐抽象的神学争论是极其无聊的,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利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麻烦的教义争端和教派分裂,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以罗马皇帝的身份,在帝国东部的小镇尼西亚主持召开了帝国全境内的基督教主教会议。尼西亚会议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与会的各教会主教达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东部教会。会议的费用全部由皇帝来承担,尽管君士坦丁本人是会议中唯一一个非基督教徒,但他仍然受到了参会主教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崇敬。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和皇帝的最终裁决,确定了圣子与圣父“本体同一”、耶稣“受生而非被造”的正统教义。阿利乌派的观点被会议谴责为异端,该派信徒被禁止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教。遭到沉重打击的阿利乌派追随者们不得不离开罗马帝国,来到边境之外的日耳曼蛮族地区继续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个在当时看来是迫于无奈的举动,后来却对日耳曼蛮族的皈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尼西亚大公会议确立了“父子同体”等基本教义,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基督教会内部的分歧和分裂。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东西方教会又相继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431年)和卡尔西顿大公会议(451年)以及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公会议。在这些大公会议中,正统教会先后谴责了阿利乌派、阿波利拿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等异端思想,形成了《尼西亚信经》《卡尔西顿信经》等重要文献,确立了“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的正统教义,并且树立了大公会议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权威地位。
如果说大公会议的召开表现了基督教会顺应合法化处境的一种积极姿态,那么修道运动的开展则表现了虔诚的基督徒们应对顺境的一种消极姿态。当大多数主教和信徒们都利用皇帝支持的大好时机来扩张教会势力和争夺权力资源时,另一些对教会内部日益显露的腐败现象忧心忡忡的虔诚基督徒却选择了一条退出主流教会的个人隐修之路。
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基督徒们既要面对罗马统治者的屠刀,又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异教文化。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基督徒们往往把殉道当作最好的应战方式,它既可以使虔诚的信仰经受十字架的考验,又可以使摆脱了肉体的灵魂一劳永逸地免遭异教文化的玷污。但是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手持利剑的“恺撒”,而只剩下尘埃一般萦绕在身边的异教文化。《米兰敕令》颁布之后,教会的领袖们不再为基督教会的生存问题担惊受怕,转而为基督教会的纯洁问题深感忧虑。由于皇帝的支持,大量势利的罗马人纷纷加入教会,从而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和道德状况日益松懈。在此情况下,合法化和国教化的基督教会就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那就是当有教养、然而却腐败成性的罗马人纷纷涌入教会时,如何保持一个基督徒的纯正信仰和圣洁道德?
面对着这种时代变化,大多数基督徒都缺乏思想准备。在一个不再需要为信仰而走向十字架的环境里,“殉道”一词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那就是与四处泛滥的异教文化彻底决裂。朱庇特的神殿虽然坍塌了,但是异教文化的阴影却无处不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公共教育、文学语言、建筑风格乃至庆典仪式,无不沾染了浓厚的异教色彩。面对着这种无形、然而却是巨大的文化挑战,基督教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斗争的矛头从有形的罗马帝国转向无形的异教文化,从魔鬼的形形色色的化身(朱庇特、阿波罗等神祇)转向滋生魔鬼的文化土壤。如何与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异教文化彻底决裂?这就是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严肃的主教们所思考的主要问题。
当“殉道”一词已经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献身行为时,它就采取了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与人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和堕落邪恶的异教文化彻底决裂的禁欲生活。在这种表现形式中,一个殉道者需要面对的不再是树起十字架的罗马迫害者,而是无处不在的罗马物质主义和纵欲主义文化。“抵抗肉体诱惑的人也是一个殉道者”,这句话盛行于君士坦丁时代以后的教会之中。这种把萦绕四周的异教文化和自身蠢动的肉体欲望都当作是魔鬼诱惑的看法,驱使一些虔诚而严肃的基督徒们远离堕落的罗马凡尘,隐匿到人迹罕至的荒僻旷野,去过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折磨的圣洁生活,结果就导致了推崇独身和禁欲的基督教修道运动。
关于修道运动产生的原因,教会和学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除了基督教处境改变以后一些虔诚的信徒要与堕落的异教文化彻底决裂的圣洁愿望之外,基督教会内部日益出现的纪律松懈和信仰蜕化也是促使修道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公元3世纪后半叶的长期和平时期,处境好转的基督教会内部就开始滋生出腐败现象,一些富有的主教把持了教会的大权,使教会从一个平等互助的民众社团转变为一个等级制的权力机构。再加上大量势利的罗马人纷纷加入教会,造成了教会内部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情况。
这样就使得一部分严肃的基督徒产生了独善其身的愿望:由于在260至303年的和平时期以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大批人涌入教会,教会道德状况随之降低,这导致一些严肃的基督徒更加看重禁欲生活。为教殉道的事已不再有,禁欲主义便成为基督徒可能达到的最高造诣。在这个世界上,违背基督教道德的事随处可见,最好避而远之。古人把沉思冥想的实践看得比积极的德行更值得尊重。而更重要的是,公共崇拜中的形式主义日渐增加,在3世纪末进一步发展,这导致个人较自由地接近上帝的愿望的产生。
有学者认为,滥觞于埃及的修道运动乃是埃及民族主义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种另类尝试。然而,修道运动虽然发轫于埃及,却很快就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蔓延开来,并且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中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修道运动主要不是埃及土著文化主动对抗希腊罗马文化的结果,而是纯洁性受到侵蚀的基督教信仰面对异教文化和内部腐败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战姿态,它的基本宗旨就是要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在这场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清修苦行活动中,虔诚的基督徒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折磨自己的肉体,以独身、清贫、禁欲和脱离尘世的沉思冥想来与骄奢淫佚的罗马生活方式相抗衡。
按照教会史的一般说法,修道运动的创始人是埃及的安东尼(Antonius),他20岁时因有感于耶稣让财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的劝勉,散尽家产,孤身来到尼罗河畔的沙漠荒冢中进行个人隐修。在几十年的隐修生活中,他克制情欲,靠着对上帝的坚强信念抵御了魔鬼的种种诱惑。由于安东尼的表率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们的效法,同时也助长了一种苦行竞争的变态风气。到了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埃及和西方的许多教会领袖如阿塔那修斯、杰罗姆、奥古斯丁、本尼狄克、大格利高里等人纷纷加入到修道运动的行列。
他们把个人隐修发展为集体修道,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修道院,制定了严苛的修道教规,使修道运动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摧残人性的修道运动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历史后果——公元5-8世纪散布在西欧土地上的修道院不仅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坚强堡垒,而且也成为保存古典文化火种和教化日耳曼蛮族的重要基地。“在黑暗时代,它们保持了学问的灯光长明不熄。在它们的图书馆里,保存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古代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拉丁文文献。隐修院的学校培养的不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条顿民族接受基督教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们。”
修道运动的产生固然有其重要的现实原因,但是它的思想根基却早已埋藏在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之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等书信中曾多次谈到“肢体的律”与“心中的律”交战、“情欲与圣灵相争”的情况。当基督教尚处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之下时,虔诚的基督徒可以通过走向十字架的殉道方式来表现自己对天国理想的坚定信念;但是当基督教已经被罗马帝国所接受时,“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禁欲主义就成为基督徒们表现纯洁信仰的最佳方式。因此,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动要求与异教文化和教会腐败相决裂的基督徒们,纷纷采取了修道运动这种极端的做法。虽然在安东尼、杰罗姆、本尼狄克等修道者的身上,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定信仰和克制精神,但是这种自我摧毁的禁欲主义价值观却极大地悖逆了人的本性。在灵魂与肉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二元对立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偏激的修道士们把整个现实世界都视为魔鬼的陷阱。高雅优美的异教艺术、科学和哲学遭到了谴责,感性欢快的世俗生活被蒙上了一片阴森晦暗的罪孽阴霾,绚丽多彩的古典文化被视为魔鬼精心设计的阴险诱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自觉地与这些邪恶的世俗浊流彻底决裂。圣徒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描写了自己在战胜了情色之欲、口腹之欲以及芬芳、美声的诱惑之后,如何又在上帝的帮助下终于克服了“双目的享受”。另一位圣徒本尼狄克则记载了自己在荒野修道时,如何通过残酷地折磨肉体来医治灵魂创伤的可怕事迹。这种极力诋毁一切感性之美和世俗享乐的禁欲主义倾向,正是在基督教的崇高圣洁的唯灵主义精神氛围中所孕育的,并在修道运动中被推向了变态的极端。
从文化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来看,大公会议和修道运动分别表现了基督教在面对顺境时的积极回应和消极回应——前者表达了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握手言和之后主动觊觎权力的愿望,后者则以一种消极避世的方式延续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以及整个古典文化之间的深刻抵牾。从大公会议的权力角逐中,不仅最终酿成了中世纪罗马公教会与希腊正教会的彻底决裂,而且也由于东、西罗马帝国的不同历史命运而形成了迥然而异的教俗关系。从修道运动的禁欲实践中,则不断地凸显出基督教理想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次又一次地演绎了教会理想在世俗欲望的诱惑之下沉沦和重振(甚至酿成各种宗教暴戾)的历史悲喜剧。
〔本文为澳门科技大学项目“基督宗教对西方文化发展演进的深刻影响”(0398K)的阶段性成果〕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是无神论者,而且他的作文目的就是为无神论机构服务——这使得他的论述无法深入到“文明再生”的层次。而在我看来,正是基督教拯救了贪婪血腥的罗马鬼子及其地狱里的子孙后代,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张力——不是帝国的张力,而是文明的张力。这也是我着眼于中国文明的再生之处——如果从“基督教与中国文明的张力”的角度考察,当能发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周期里,只有基督教可以给予中国文明新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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