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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与神同在
2020年04月19日 圣灵感动 ⁄ 共 8614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74 views+

 

《面对疫情,专制比民主更有优势?》(纽约时报 2020年4月3日)报道:

匈牙利国会赋予其民族主义领袖奥班广泛权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有力证明。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谢选骏:自由就是自生自灭

《这场疫情,如果西方输了怎么办?》(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4月14日)报道:

3月,北京一家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在播放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主席视察武汉的报道。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形象说法,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

鉴于疫情尚在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解封以及中国复工的推进,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感染数提出质疑,包括美国中情局(CIA)。因此,最后谁的表现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很多人也都在思考这个假设性命题——如果西方在这次抗疫中输给中共,怎么办?

应对此类全球性流行病,原来很多人相信,强调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强于系统性瞒报的威权体制,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确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范围传播后,他们的政府也一团糟,乃至3月前还是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反倒成了安全岛,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求助于中国的帮助——不仅是医疗物资,还有抗疫经验——中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抗疫的模范生。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疫情最先暴发于中国的事实,但也不要美化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但现在中西疫情的反转至少让很多人审视乃至怀疑,面对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输给中共的专制体制?

我初步答案是,这很难。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有人以韩国、台湾、香港的案例来反驳。其实,韩国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没有采取严厉封城,但是韩国和中国一样,追踪每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扩散;台湾、香港等同样是早发现早隔离,政府重视。另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同属东亚文化圈,多少带有一点东亚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体主义观念,能够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从,在这些方面,它们和中国相似,而与西方有差异。

西方重自由甚于秩序,政府的号令在民众中权威性不足。比如欧美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国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园、商场、大街、健身场所、广场、海滩、旅游景点等还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欧美国家既不提倡,民众更不主动,直到最近几天,迫于疫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开始要求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了。

3月,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的大学生。

3月,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的大学生。 Saul Martin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国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对中国采取了断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来为应对疫情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时间,然而,特朗普个人出于选举考量低估疫情,置情报机构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准备疫情一旦暴发所需的医疗资源,也导致公众掉以轻心、不当回事。

因此,有人会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率态度不是民主体制的错,不能把账算在自由民主体制上。但这需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特朗普当选本身及其执政三年来的表现,已让许多美国人忧虑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特朗普对反对党和媒体的肆意攻击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运转中出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漠视并不使人觉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了美国疾控开支,政府削减了CDC(疾控中心),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抗击全球疾病方面的预算,授权时任国安顾问博尔顿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门,并降级了其中的流行病专家。因为计划的资金开始耗尽,CDC被迫将其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工作能力削减了8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缩减了工作规模。

再看中国政府,尽管前期存在习惯性瞒报,然一旦发现疫情已严峻,且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冲击中共统治时,它悍然采取封城这种人类抗疫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全面动员,全面防控,将疫情当作一场“人民战争”来打,从而在两个多月里,将疫情控制住。

西方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早发现早隔离,建方仓医院收治轻症患者,甚至戴口罩等,但中国抗疫的“人民战争”注定无法运用于西方,原因即在于中西国情和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威权/专制体制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实行同样举措,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两者制度的差异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拥有强大资源,它只能在法律授予的权力之下做事,而且受到三权分立结构的制约。因此,即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它依旧做不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国家的掌控程度,可动用和调配的政府资源也远不如后者多。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命令国企转产防疫物资,美国政府必须援引战争时代的法律,才能强制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去做。中国政府的多层级结构使它平时显得臃肿不堪、效率低下,但在疫情下,这些平时多余的冗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可以派上用场,维持社会秩序。另外,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小区物业,在中国以封闭式小区为居住和管理单元的国情下,社区和物业对维持处于疫情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作用至关重要。而这些是美国政府不具备的。

3月,手持消毒器的工作人员准备对武汉火车站进行消毒。湖北武汉是今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中心。

3月,手持消毒器的工作人员准备对武汉火车站进行消毒。湖北武汉是今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中心。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第二,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管控媒体和舆论,事实上,即便中国政府也无法完全垄断舆论。一般来看,管控舆论会出现瞒报,反而不利抗疫,这不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也要承认,在特定时期,管控媒体和舆论,有利于传达政府的意图、引导民众,让民众“自觉”配合政府。但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也做不到的。

第三,西方国家对社会的强制程度同样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而西方民众对秩序的服从也不可能如中国民众。西方国家在涉及大众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上,政府一般以劝导和建议为主,不构成一种非做不可的强制性。像武汉封城,足不出户,这在西方是无法做到的,而西方的封城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儿戏。

最后,西方国家对大数据的运用不如中国。中国政府严厉的抗疫措施,每个环节如果没有互联网和大数据从技术上进行协助,很难做到,或者成本要大得多,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恐怕比中国落后。这里需要区分技术和政治。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要把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于社会管理,虽然目的之一是为监控民众,防止出现反政府的事情,但在国家处于大的公共疫情时,客观上确实也有助于政府控制疫情。西方尽管也重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但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把它广泛地用在社会管理上,这同样涉及自由和权利问题。

虽然西方有比中国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志愿者团体,而且在纽约的灾情中已经显示出志愿者力量,然而,总的来说,鉴于此次病毒的传染性极强,需要有专业的技能以及足够的防护设备,因此,这次西方民间社会的自救和志愿者的力量还发挥得不很明显,不足以弥补政府力量的欠缺。

故中国官方不无得意地宣称中国抗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民众也不乏带着看笑话的心情看西方。此即中共一向夸耀的举国体制优势,能在短期内在消除灾害上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短”处,似乎也不能不承认。

4月,纽约一辆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一名穿着防护服的乘客。

4月,纽约一辆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一名穿着防护服的乘客。 Jonah Markowi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假如威权/专制体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更强,是否能够反证民主的失败?不能。因为类似新冠病毒的公共疫情灾难,毕竟罕有,而社会更多的处于常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一般大的公共灾难中,自由民主也比威权/专制更能胜任救灾,至少两者难分伯仲。社会进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下的创新,这两项在威权/专制体制下很难做到。专制体制也许能给人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绝不可能带给人民自由和人权。

所以,即便这次抗疫中国政府做的好一点,也不能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输了。它可能对中共在全球传播和推销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价值观有帮助,让一些国家特别是还处于半民主状态或专制的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兴趣,又或使西方国家也开始反思和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钟爱大政府。但若中共要藉是次疫情把自己的价值观打造成普适版本,把中国塑造成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乃至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则无疑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强力狙击。

此次新冠疫情,其地缘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之前的隐形对立将会在疫情结束后显著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并使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中国显然受惠于这次地缘政治结果,但好运可能不会第二次降临,首先因为中国是疫情首发国,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后投入不少精力帮助国际社会,但从美国政府鹰派坚持“甩锅”给中国看。如果中国赢得了抗疫,很可能会激起西方国家的更大不满,出于对中国的恐惧,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打击。

此外,与2008年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此波全球化的可能加速终结。在这个终结过程中,美中、欧中的地缘政治矛盾会显著上升,美欧很可能联手共抗中国,以中国目前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软肋,要应付西方的联手将力不从心。所以,谁笑到最后很难讲,中国如若在疫情后强化已有体制,而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走向普世价值,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谢选骏指出:拿疫情来赌输赢,用笑到最后来逃避麻烦——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奴隶思维。他哪里懂得,自由不是一种谋幸福的工具,民主不是一种逃避麻烦的救生筏——那是一种爱好和习性,是奴隶和顺民无法理解的食谱。

《新冠疫情:一场民主的压力测试》(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0年4月18日)报道:

新冠疫情让各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主和专制,那种制度更有利于度过危机?

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封锁大约有1100万居民的城市武汉,举世震惊。没有想到的是,新冠病毒疫情很快以同样的破坏力袭击了欧美诸国。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纽约、马德里和柏林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大幅度受限。出行限制和禁令、生活方式的改变似乎正在重塑城市生活。议会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会,甚至有国家领导人也被感染。有些地方的人们羡慕地看着中国,在那里商家重新开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武汉解封,人们又可以旅行了。

在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病毒等重大流行疾病方面,专制国家是否比民主国家具有优势?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对人权造成何种影响?奥地利民主研究者埃斯(Tamara Ehs)正在关注这些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在其国内抗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她认为:"在面对病毒肆虐时赞扬中国严格的禁令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一种国家行动,它缺少必要的透明度。"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帕曼(Holger Spamann)也呼吁,在应对新冠病毒时应该保持"前所未有的透明性"。

警惕对基本权利的侵犯——然而,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也迫使民主国家采取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在专制国家司空见惯,例如限制出行、禁止集会和削减宗教自由。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乔罗娃(Vera Jourova)周一说,据她了解,有20个欧盟成员国"通过了紧急法令"应对疫情。她警告说,对基本权利的严格限制将会弱化民主。

但是,埃斯指出,严格的限制本身并非不民主。埃斯说:"衡量一项措施是否合理,可以参照这些标准:该措施的目的是否是抗击疫情?该措施是否严格遵照法律程序?"

符合这些标准,民主制度下也可以实行严格的禁令。但是,如果官员扩大了对象范围并且不按照程序执行,则可能会越界。埃斯举例说,奥地利卫生部最近希望颁布"复活节法令",让警察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搜查私人住宅,以检查家里是否举行复活节聚会。埃斯说,这种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也可能在民主国家出台,但是它只是出自卫生部长的要求,并未经议会批准。在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的大规模抗议之后,该节法令已被取消。

议会监督的重要性——政治异议和决策透明使得民主国家有机会反省应对疫情的措施,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埃斯认为,无论如何,议会应该举行会议。"议会作为一个意见平台,人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形成不同意见。在民主国家,总会有多种方案。在全体辩论中,这一点很明显。"因此,她坚持认为,不应该像匈牙利那样限制议会活动。上周,匈牙利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紧急法令,议会给予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an)巨大的权力:只要紧急状态持续存在,就不能举行选举,散布"扰乱信息"可能获刑。

匈牙利的确实施了欧盟国家中最严厉的限制措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尽管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但这些国家 决定暂时关闭议会,或在虚拟空间举行议会投票。在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提出类似建议,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朔伊布勒提议设立一个小规模的"紧急议会"以应对危机,但德国宪法只允许在战争状态下采取这种措施,反对派议员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机。

法国禁足令一再延长——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优势——对于埃斯来说,随着政府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民间社会保持警醒尤为重要。她很生气地指出,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两周,奥地利人处于被动状态。她几乎没有看到反对派的异议,媒体里也缺乏批评的声音。最近几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她说:"媒体为反对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权威的科学的声音也有了发言机会。"埃斯认为,危机时刻也可能成为独裁者的最好时光。她鼓励人们提高警惕,以确保民主制度不会因此遭受持久的损害。民主政体并不一定在一夜之间变成专制制度。 "恰恰相反,我看到公民对病毒感到恐惧。他们希望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愿意为此接受对自由的限制。"现在,政治人物们正在观察自己能走多远,何时会遭到反对。 "真正的问题是:一旦破坏了自由与安全之间的脆弱平衡,我们民主制度中哪些专制因素将会冒出头来。"埃斯称,民主政府针对新冠病毒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加上期限。她举例说,德国的限制政策尚不清楚何时取消,默克尔领导的政府也尚未提出终止策略。本周,德国伦理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干预,它敦促政界人士在表达封锁国家的观点时具有更大的透明度。该委员会还表示,现在讨论走出危机的适当方法并非为时过早。它深表关切的是,政府的不透明性可能会损害公众的信任。

信任,正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在抗击疫情的对比中的一个主要优势。取得民众的信任,就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就新冠疫情而言,这种信任可能意味着是阻止还是加速其传播的区别。

谢选骏指出:作者同样不懂,民主和专制,都不是为了度过危机而使用的工具,而只是运用权力的工具。民主是强者和强者之间的互相妥协,专制是强者对于弱者的无限霸凌。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似乎孤独,但是比起遭受奴役来,自生自灭是人生的至福。这样的自生自灭,就是和上帝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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