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读者投书 > 正文
次级异议,香港抗争的信息内战含义
2019年11月16日 读者投书 ⁄ 共 3438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84 views+

(The Strategy Institute of Grand Graticule, Network)

互联网技术在极短时间内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久远特权现象。那个特权现象是:分级阅读——知情权的严格控制与定向分配。最早的分级阅读由宗教集团控制。在文明的进化中,一部分专项权力被历史学家集团所分割。在中华文明中,卜筮专业集团与史鉴集团是两大权能拥有者。在基督教世界里,印刷机的出现结束了宗教权力集团对《圣经》解释的垄断,造就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具象征意义的知情权普世化。
现代中国,有自己传统的经史子集强大(阅读)基础,一种相对宽泛的知情权加上活字印刷具有很好的古典进步意义,所以,接受近代印刷文明是比较自然的。不过,一种基于统治秩序、精英阶层以定向即有限分配(类似新技术产品的“饥饿销售”)手法控制社会的愿望,特定知情权仍然存在。一个微观可考的现象是:毛泽东在运行权力时期,他有非常特定的外部信息来源,像叫做《战后国际资料长编》的信息体系,所以,看起来,他比众多的高级精英“更懂世界”。在另一端,以分级阅读而扩散的知情权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非常稀缺的。这个稀缺性虽然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实质制约个体知性发展的因素,但它是官民双方信息内战的一个意识形态点。
事实是,民众一方的Viewpoints of Crowdsourcing远远胜于官方以网络与传统平台(特别是电视)组合的信息扩散方式。进一步的事实是,官方已经找不到准确对手,尽管它会丝丝入扣地盯紧重量级异议人士,甚至迫使后者无法放弃异议。然而,所有具有社会进攻性的信息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没有哪一则“正能量”即时消息赢得真正的赞许,就不用说那种信息可以对遍及社会的“次级异议”起到“教化作用”。
次级异议已经广泛存在于抗议运动所产生(突发)的社会,它表现为:(一)对统治体系的不满类型呈猬集与毫散并存,所以,Viewpoints of Crowdsourcing成为“必要的常态”;(二)一旦抗议情绪在整个社会弥漫,统治体系找一个合适的谈判对象都非常困难。从发生学原理上看,次级异议是异议精英(如上面提到的“重量级异议人士”)长期坚持所产生的启蒙,与网络技术普遍化相结合的结果。从社会学角度看,次级异议是一个国家或非国家政治实体进入信息内战的先决条件,尽管信息内战往往是统治体系主动发起的。由于知识价值积累极少,统治体系往往误判新技术一定有利于统治一方,所以,会产生一种轻狂感觉。在治域广袤、历史绵延的统治体系里尤其如此,尽管此种轻狂感与文化正当性相抵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与实施的信息内战之性状如此。
当然,中共陷入信息内战困境不是特例,西亚小国黎巴嫩出现相同情况。在后者那里,大规模社会抗议发生,权利诉求者绝对不相信政府,首先,绝对地不相信政府的信息。他们对政府官员的否定性有类于中国俚语“一勺儿烩”——“所有就是所有”,一个官员都不要,统统下台。对于这种现象,已经不能再用“民粹”、“理性民粹”等词汇来概括,它是不止一处的传统社会治理权威与普通民众信息战的全新态势。统治体系与维护传统秩序的媒体力量责怪现代通讯手段,是没用的。一个治理实体只要不是完全的朝鲜化,就没法收缴民众的所有手机、电脑,正像罗马教廷不可能砸毁所有印刷机一样,就算有那样的想法也得隐忍。一个开放的社会导向哪怕是假装的,也具有不可逆性质,尽管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具有不正当目的,尤其治理(统治)体系面对所依托的文化祖国,自身不具有正当性,这就从初始决定了信息内战的胜负。即便不是完全如此,若是断然分出胜负,几乎没有可能。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的信息战之精彩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官民或者体制与异议之信息战。塔利班赢得的文化同情绝对不低于阿富汗合法政府。赋予角力双方中性身份,即是说,将观察者意识形态因素降到最低,也不难发现:香港社会的胶着化抗争与高压之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信息内战。抗争一方利用网络优势赢得了国际同情,而作为宗主的大陆中央之网络回应行为屡屡失策,且正在大陆内部激起强烈的逆反心理。还有,宗主电视系统几乎陷入喃喃自语的状态。电视系统的喃喃自语尚算勉强“有面子”的结局。在南美国家智利的民众抗议中,电视遭遇了蔑视。人们认为它该被关掉,因为它惯于撒谎。同时,社交媒体的信息量与便捷性已经是传统电视的百倍乃至万倍。这个情形奇妙地证实美国现任总统对传统媒体(包括电视与报纸)的嘲弄、愤怒是正常情绪,他以简洁的词汇“fake news”定性传统媒体。
考察历史积累并不深厚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历史,选点式看待中国发生的信息内战情形,官方或官方背景的自杀式进攻导致了进攻者的道德被动。比如说,一方面反腐败的领导者带有政治清洗目的而坚定行动,但否认文化祖国所赋予的朋党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对所谓的腐败巨头进行清算式政治定性,往往出现进攻者所不愿看到当然也未曾预料的后果——薄熙来成为一个相对清廉的贪官,令计划曾领导一场符合普世价值的低调政治运动。尤其是,“令计划——普世派代表人物的倒掉”之左翼网络欢呼声,无形之中为令计划确立了“二十四史系统”之延续里面的受难者地位、之先知者地位。相比之下的“敌手”习近平集团等于赔掉大量无形资产,尤其是在知识精英当中的认同感大幅度降低。
习近平集团的该次巨额政治经营亏损,与此前的一波网络“正能量”自损一起,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体系造成了致命内伤。在欢呼令计划倒掉的一年半前,“清理腐化堕落不合格党员三千万”令中间派知识精英欢欣鼓舞。那时,中共有党员八千万,六年半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中共的信息扩散系统高调宣称它已经有九千万党员。没有去掉三千万,反而增加了一千万。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政治现实。网络技术条件极大化地放大了这一讽刺,如同放大薄熙来、令计划的受难者(先知)角色。
信息内战无论它在什么程度上挂钩那种称为“整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及其实务体系,进攻一方没有赢;被进攻一方几乎没有规划性反击战略,仅仅是依靠自发的viewpoints of crowdsourcing就赢得了胜利,至少没有失败。知识精英层面有人认为中共统治特别是习近平集团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知识上无可能”的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事实基本如此。在美国政治家(川普、彭斯、蓬佩奥等人)熟练操作指尖外交(fingertip diplomacy),使得美国政策以极快的速度传递给世界之时,而以“全能神”面目统治中国的习近平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说辞,只能借国际会议(国外)场合来表达。“好像不在一个世纪”——这是一种揶揄的说法,但背后是大国领导人的信息能力对比。
尽管习近平借助国际会议场合表达的观点看似强硬,但是,基调仍是督促香港政府自身解决问题,包括司法措施——判刑一批被捕的抗争者,但是,采取军队介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一场关联国际、涉及香港问题的信息内战中,体制本身没有赢得任何东西,对香港的镇压会使得统治体系与基于文化祖国的文化正当性完全对立。在传统信息领域,习近平集团出现了误判或者错误模仿,他们以为采取俄罗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待波兰的方式可以收效:逐渐收紧宗主管制,哪怕藩属抗争,最后也是镇压结尾。当时,波兰的状况比现在的香港多一个宽松条件即保有自身的军队,它是十一月起义(November Uprising,1830)的必要条件。尽管十一月起义失败即波兰的独立宪法被取消、全域并入俄罗斯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十一月起义是波兰民族历史上的一笔重要资产。其中,那时一个参与起义的组织Young Poland在1980年的格但斯克抗争暨团结工会成立前,“穿越历史”并精确地提出否定波兰统一工人党文化正当性的口号——那是一场奇妙的信息战役。然而,1831年的俄罗斯对波兰镇压后果不会“穿越历史”来到香港,因为国际环境绝非十九世纪可比,全球网络资讯发达如此,以至于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可以像美国总统一样做fingertip diplomacy.
香港抗争与宗主内部的信息内战关联程度超乎一般的学术想象,尽管基于互联网技术之社会效果的分析可以不受限制——把香港抗争与黎巴嫩、智利的情况可以放在一起研究。但是,中国大陆体制外一些知识精英被迫与国家站在一条线上,参与针对香港抗争的信息战确实值得玩味。初步推断的是:其一,体制内存在高层次的信息内战,只是外部还被一种分级阅读的残存机制所限而无由详悉;其二,体制外正在经历一场基于信息内战的价值筛选,其结果会进一步拓展普世价值的社会空间。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