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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从第一战国到第二战国
2019年06月01日 思想评论 ⁄ 共 14983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57 views+

谢选骏: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从第一战国到第二战国

《是部怎样的书》(中华读书报姜鹏2015-06-14)报道:

一、《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帐。《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二、文学家的历史与政治家的历史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本书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以前的历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时超出了政治理性范畴,司马光必然会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诠释。

举一个例子。《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夫人的缘故,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即他与吕雉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郁闷而惶恐的吕雉以及吕氏家族其他成员跑去找留侯张良支招,张良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无力回天。《史记》这样记载张良对吕氏的答复:“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氏认为刘邦能对张良言听计从,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张良却说,当初刘邦重视他的谋划,不过是因为在与项羽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罢了。张良的自知之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刘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体现。现在天下安定,对刘邦来说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寝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张良。因此张良认为,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够劝说改变得了的。

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敦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位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是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味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缯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嘛?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是一个口吃,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需要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之事。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点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没有明白,北宋标志第二期中国文明进入了战国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一部《资治通鉴》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史学体现——司马光删去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记录,显然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态度”,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司马光本人没有文化,但起码说明他不重视文化在“治理社会”之中的作用,可见其目光的短浅狭隘,心胸的保守局限。但尽管如此,司马光其人还是有些历史感的,这种模模糊糊的历史感推动着他,做出了“从第一战国到第二战国”的选材范围,来为第二次战国时代,解开了第一次战国时代的序幕。这是在无意识中的作用,却产生了有意识的《资治通鉴》。

网文《资治通鉴 讨论》报道: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英文译名为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作品鉴赏/立场主题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艺术特色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更有人藉此宣称中国人祖先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

作品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作品影响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作品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作品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民国刊本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翻译本
(台湾)黄锦鋐等译《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8年,没有古人的夹注)
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但是这一胡说也触及到了“战国的焦虑”。因为,中国的官史都是“为了巩固当时的政权”,何以独独《资治通鉴》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显然,因为战国的格局使得北宋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而这一“北宋作为战国成员之一”的特殊压力,也使得北宋君臣特别突出地注意政治军事的事务。结果就形成了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没有文化的态度”——这一态度与辽金元的野蛮压力十分相称,也与秦始皇的“反文化态度”一脉相承。因为司马光以后所发生的蒙古统一中国各部,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各国的翻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资治通鉴》叫做“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因为这部“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正是“第二战国对第一战国的历史回顾”——它向我展示了“从第一战国的焚书坑儒到第二战国的《资治通鉴》”这一中国文明史周期的巨大脉络。正因《资治通鉴》如此焚书坑儒,毛泽东这头不学无术但是贪吃权术的蠢猪,才会闷头乱啃《资治通鉴》,把自己养得如此肥头大耳,直到做成了一块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化学毒素的腊肉。同样,也只有像我这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发现者,才能捋顺上述历史的纵横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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