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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安门两度坐牢王军涛:大政治风潮还会来
2019年05月30日 社会重建 ⁄ 共 2040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42 views+

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自诩职业革命家,人生两度因天安门运动坐牢,身上就算背了「四把刀」也要把民运路走下去。对于中国未来变革,他乐观地说「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什么管控也没用」。

王军涛自诩职业革命家,人生两度因天安门运动坐牢,身上就算背了「四把刀」也要把民运路走下去。对于中国未来变革,他乐观说「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什么管控也没用」。

1976年,王军涛还只是个17岁高中生,在清明节那天组织两个班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已有大批民众自发聚集,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情绪,史称「四五天安门事件」。几天后,王军涛被指为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在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关押7个多月。

1989年,王军涛31岁,当时是「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六四事件后被指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遭重判13年。

他1990年被捕入狱,199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前往美国,此后一直从事海外民主运动,2010年当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

王军涛很肯定地告诉中央社记者,还会有第3次、第4次、第5次······的天安门运动。根据他对民主转型的研究,多数国家政治转型前都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中国也不会例外。

然而,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数位极权」时代,透过科技监控,任何有可能形成反抗政府的势力,苗头乍现就被打压,能够形成突破口的社会空隙在哪?

王军涛认为,就算是采用大数据控制,根据的还是常规社会下的数据,但有些团体不属于常规社会,譬如黑社会,近代中国的革命力量也常见跟黑社会结合。

此外,没太多纪录的青年人和「化外之民」,也是当局比较难掌握的。他以去年7月向习近平像泼墨的女子、不到30岁的董瑶琼为例,她年轻、不知名,对泼墨行为没有恐惧感。

去年4月,当局封杀热门App「内涵段子」,数百名网友立刻前往各地广电局前抗议,这些人平常隐身在大众中,忽然就成为群体抗争的成员。

王军涛说,八九民运之后的政治风潮,不再是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推动主导,民众投身政治的动机变多元,像是抗议问题疫苗、毒奶粉、强拆、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批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出现了」。

王军涛以八九民运类比,当时一些曾在1970年代末参加过北京民主墙活动的人都被当局盯上了,反而是吾尔开希、柴玲这些年轻人一夜之间出现在公众眼前,「一个事件可以把小姑娘都变成广场总指挥」。

他认为,中国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有政治素质的人,只是平常受到政治和思想管控,接触的事物受限,一旦机缘出现,就可能变成政治家。

虽然中共高压监控,但为了经济发展,中国势必要走向全球化、资讯化和市场化,必须引进专业、引进国际规则,这就不可能完全消灭民间的组织;而这些专业的职业利益和良知,也会和共产党的专制冲突。

另外,统治集团越极权、管的事越多,内部越容易出现分歧,执政者的分裂也会有助于社会变革。

王军涛对外界不看好中国的政情变化不以为然,「我看满眼都是生机,只是timing(时机)问题」。

组建中国民主党,就是为中国接下来的情势变化做准备。他说,中国民主党的作用首先是在黑暗中给人希望,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行了,人民要知道可以到哪去;其次是国家转型要有组织因应,研究转型也是其重要使命。

有学者研究,中国民主党在中国至少24个省分有党员。王军涛的顾虑不在于无法动员,而是一旦动员了,国内的人要坐牢,他这个领导人物却在海外,说不过去。

两度因天安门运动坐牢的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说,八九民运之后的政治风潮,不再是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推动主导,民众投身政治的动机变多元,像是抗议问题疫苗、毒奶粉、强拆、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批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出现了」。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比起一般纯理论学者,多了一些江湖味;比起一般政治运动家,又展现理论优势。

他说话语速快,行动力也强。自2011年以来,每个周六晚上他和同道都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半个小时的活动,声援为民主、自由和保卫自己权利坐牢的人,至今已经举行超过430场。

有些人告诉王军涛,在国内抗争做不了,在海外抗争没意义,他回应说:「那就不抗争吗?其实抗争有时就是一个表达,有不平就说出来,怎么可能没有机会解决你就不说了呢?」

从青少年到60岁,王军涛的表达欲始终很强,他也认为在海外能做的比在中国国内更多。

尽管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但这条路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他说,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身上要背负「四把刀」。

一是中共的迫害和抹黑;二是民众、学界和舆论的误解与批评;三是同仁间相互倾轧,为不落人口实,他已处理名下财产;四是家人质疑这些付出有什么意义,民运中「家破」是常事,「不在这条道上的人,真的不知道这条路有多艰辛」。

究竟为什么在与中共对抗的路上能走40多年,而且还要持续走下去?他归纳两大原因:「第一我傻,第二我喜欢挑战。」

傻,因为他不想适应这个社会,更想保持童年对社会公理的追求;至于挑战,「有什么挑战比推翻共产党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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