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读者投书 > 正文
恶人钱钟书的健康及其他
2019年03月13日 读者投书 ⁄ 共 4981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74 views+

  “文弱书生”,用在钱钟书身上其实还是很贴切的。和他渊博宏大的知识结构比起来,他的身体显然不具有对称性。他的好友郑朝宗说:“有时你不免惊奇,像他那样弱不禁风的人,怎么能吞进那样多的东西,照一般的想像,一个胸罗万卷的人,理应具有约翰逊博士那样魁梧的躯干的。”其实从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钱钟书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青年时和陈衍(石遗)往来密切,自言:“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石遗老人因此建议他:“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郑朝宗说他“年尚未四十,而体羸善病”。特别是困居上海八年,他“心情奇劣”,身体时常不好,每年生一场病,一病往往一个多月,请医问药都没用。解放后到“文革”前,生活较为安定,衣食无忧,又值壮年,他的身体很好,稍微发福,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个阶段。许渊冲五十年代初遇到钱锺书,“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老病缠绵”

“文革”开始后,钱钟书生活待遇大不如前,政治地位下降,人的生理也渐入老年,一些毛病也自然地显露出来。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成了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高血压、前列腺、白内障等。每年最难过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之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其一生为哮喘一疾所困,曾自言:“哮喘乃终身之患,但求所谓稍得喘息,俾苟延残喘,已为大幸。”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遣队”下放至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那时他身体还健康,管过工具,烧过开水,担任过文学所的邮递员等。做邮递员时,每日从驻地到东岳镇邮局,把邮件背回驻地,分发给大家,“晴雨无阻,绝不误时”。但到1971年,他哮喘病发,常常喘得似乎透不过气来。当时在明港干校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好拖着,迁延着。房子很大,冬天怕冷,他就在床上挂上蚊帐,好像这样会暖和些。这次病后,每到冬季常多痰,气促,不能受凉,他自嘲说:“我的身体好些,痰涌、气塞每日四次者,现减为早起、傍晚两次,董仲舒知之,必曰:‘与潮汐相应’,大讲天人之故矣!”

1972年3月,钱钟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回到北京。7月,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学员都回到北京。房子此前已被某革命青年夫妇占住,等他们也回到北京后,两家人合住一起,矛盾是难免的。1973年12月,两家人爆发打斗,钱夫妇“逃亡”至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宿舍。住宿条件差,冬天供暖不正常,致使旧疾复发。1974年1月,哮喘大发,呼吸困难,送北医三院抢救,吸氧输液,四小时后才得缓解。因大脑皮层缺氧,手、脚、舌皆不便,如中风状。后病情逐渐好转,未造成后遗症。这次病了足有八个月。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前冬患喘疾,一病几殆。经年将息,虽渐见恢复,而精力锐减,衰象日著,桑榆日薄,无非苟延度日而已。”

“文革”结束,他正式走向前台,虽然已是年近古稀之龄,喘疾纠缠,但仍然光彩耀人。1979年随团访美,对其形象各种媒体均有报道。有人刻画道:“四方脸,浓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视眼镜,白皮肤,整齐的白牙,望之俨然四十许人,简直漂亮齐整得像晚年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按照官方记录,今年应是六九高龄的老人了。然而他看起来这样年轻,绝非老文学家——我想应当含糊笼统称他一句‘文学老家’才对。”夏志清当时也有同感:“比我大了九岁另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但这些只是表象。杨绛对人说,你别看他外表挺结实的,其实是红木家具,摆在那里好看,就是不能搬动。钱钟书自言:“古代美人是七分娇气三分病,老夫是七分衰病三分健康。”晚年钱钟书,哮喘一疾足以使其诸事皆放。就在他从日本回来后的第二年10月下旬,他的哮喘复发,经过打针吃药,后转为咳嗽,“终日如《西青散记》中腐儒鬼咯咯先生”。1988年,他的手腕手指忽然得了腱鞘炎,右拇指痉挛,写字不便,从此谢绝了很多题签等请求。他自嘲说:“我成了新丰折臂翁,不能服役效劳了。”

除了哮喘,在年逾八十之后,他还接受了几次大手术。1993年2月5日,住院检查发现输尿管中生了瘤子。一个月后,3月5日,他第一次动了大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3月31日,出院。他本年写的信中曾言:“弟割去左肾,衰孱之躯,他病交攻,‘康复’恐徒虚语,承注谢谢!”1994年7月30日,因肺炎发高烧住北京医院。经查,膀胱颈上有三堆癌细胞。8月19日,动手术,割除膀胱癌,手术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经过抢救,十多天后病情平稳。11月19日,反复发烧。此后一直住院,期间门口常挂了“谢绝探望”的牌子。

1997年,女儿钱瑗因病去世,开始一直瞒着他,后来经医生同意,杨绛才将钱瑗的事告诉他,得知后,病情转重。1998年,去世前十几天,他突然开始发高烧,而且持续不退。到12月19日凌晨,他的血压一直低下去。7时38分,也许是感到大限已到,他把嘴一抿,使劲闭紧眼睛,再没有睁开。先生仙逝,享年88岁,也算高寿。医院解剖遗体,发现胃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

晚年钱钟书因年老久病,逐渐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每每与人写信或交谈,多会关切他人的身体。陆文虎回忆,钱钟书多次问及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的情况,对其身体欠佳表示挂记牵念。1978年12月,吴泰昌接到钱先生的信:“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

有关身体与写作之关系,他在和吴泰昌的交往中多次提及:

钱先生劝我要注意身体。他说我提醒过你几次,看你这两年很劳累,头发不该这么早白。生活要有规律。外国人早饭前、晚十点后不写作。十点后可以听听音乐,翻翻闲书。不能看小说,尤其侦探小说,一上手就得看下去。他说杨绛昨天晚上看韦君宜送她的一本书,因书里涉及到清华大学的一些熟人,到下半夜二点多他起床时见她还未睡。钱先生、杨先生问起我吃安眠药情况。我说听你们的话,现在每晚一片海洛神两片安定,睡前强行吃。钱说,吃安眠药不好,但他自己也吃十几年了。他现在睡前先吃一瓶同仁堂出的枣泥安神液,再吃安定片。我说钱先生气色比上次我见时好些,他说略好。我说喜欢晚上喝咖啡、喝茶,再看书,写作,钱先生说,这等于慢性自杀。由此他们说起包天笑,办报写文章是下半夜,第二天从早上睡到下午。何其芳下半夜写文章,下午要睡足一觉。钱先生说开亚太会议时,他连夜起草文件,第二天睡一天,那时他才四十多岁。他们说我白天上班、应酬,晚上再这么干,吃不消。人的精力、体力如同钱,不能预支,超量了不好,年岁到了,病了,难退下去,不要以为体质好没事。钱先生说写东西不必赶、拼命,要细水长流,一年写不完,两三年也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吴泰昌打算出有关钱钟书的书,征求钱的意见,钱说:“如你决意要写,那就据你了解的材料写吧!但身体要紧,否则别人会说你是为写钱某人传把身体弄垮了!”杨绛说:“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健康,都怪你好端端写什么钱钟书,他既心上不安,又害你身体不和,你还是听取我的忠告:放下笔来,立地成仙(‘有病方知健为仙’之仙也)。”

晚年与朋友之间,已不复仅仅谈学论道,相互关心身体,甚至馈赠良药都是常事。周而复曾送钱钟书花旗参,钱在给其感谢信中说:“惠帖并赐花旗珍参,感刻之至。贱躯据北京医院李甫仁大夫言,与人参、洋参皆不相宜,故三年来日服其方,只用太子参、玄参等物。弟又患前列腺,夜起四五次,更眠不安席。故人情重,良药向遗,宝藏以备不时之需。”谨遵医嘱,这是晚年钱钟书可爱的地方。1986年,有西班牙友人送他本国所制降血压药三种,但他“‘某未达,不敢尝’,乃依照北京医院指示”。他人生病,情绪低落,他去函开导:“苏东坡诗:‘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不但句子好,并且很亲切。”1992年,他知道胡乔木患病,还寄去了一盒西洋参。

知道人参使用的区别,这是久病成医的必然。有一段时间,钱钟书非常有兴致地自己煎中药,专门使用一个定时器,以确保煎药时间精准,计时器的提示音一响,他就腾地冲到厨房,半秒不耽搁,切断火源,充满成就感。

“世间无药可医老”

身体多病,但他从不忌言生死,总是乐观面对。杨绛先生说,他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死自然规律看得很明白。1989年3月,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头晕,就对人说,同他一起出来的历史学家黎澍和外交家宦乡相继过世,他也快了。大年三十,人家打电话来拜年,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老啦!要死啦!”他不喜过生日,认为“祝寿祝寿,我看是促寿!”“‘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你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长寿乃《西游记》车迟国和尚所谓‘长受罪’耳。乃蒙善颂善祷,‘美意延年’,愚夫妇无以报称,唯有祝体健笔健,健饭健步,‘老子犹龙’,不负斯语。Amen!”

他对老病相生、老衰不可医、人生苦短的道理看得很清楚,所以晚年痼疾缠身,都能坦然对之。在晚年所著《管锥编》中常有发挥。“世寿无穷,却不能分减与人,亿万斯年,于己无与”。“病乃变故,衰属常规;病尚得减,而衰老相期,与日俱老,则亦逐日添衰;病可待其渐除,而衰则愈待而愈积”。“心力颓唐,不耐贯注,体力乏弊,不堪运使,懈散而乐于放慵,所谓‘不相综摄’”。颇似夫子自道。近耄耋之年时,他在给吴忠匡的信中说:“年来老病缠绵,遵医戒谢客谢事。近虽大段已瘥,而稍一用心,便终宵不寐,已废书不看近四个月矣。衰老即是一病,病可治而老难医,病或日减而老必日增,乘除消长。陶篁村句云:‘老来无病亦支离’,况有病乎!吾弟将来当能体验及此。”他曾对舒展说:“世间无药可医老。每病一场,健康即减退一分,恰如强国入侵,打个平手或转败为胜已经不错了;弱国若想尽收失地,那就失之为妄想了。”

虽然自己对生死看得很淡,但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却显出一般老人的“世故”,显得可爱。1992年初,钱钟书久病初愈,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的编辑黄伊到钱府,无意中说:“我已好多年不上医院了,除了流年不利或偶然感冒发点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钱钟书听后,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拉起黄伊,连走几步拉到写字台前,抓住他的手强摁着往桌面上连拍三下,说:“在我们无锡老家,长辈听见自己的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夸了海口,在地上拍三下就会逢凶化吉,百无禁忌。我们年纪大了,弯腰到地不方便,在桌子上拍三下,也一样的。”类似情形电视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在钱家也遇到过。

“假我年寿,尚思……”

从1972年至1975年,在“文革”的阴影中,钱钟书蜗居在学部七号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编辑马蓉说,这部著作是在“钱锺书同志大病之后,担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该书一版四册于1979年出版,此后几年他对全书进行了几次集中增订,到1993年已是第三次,三次增订合为一册,即《管锥编》第五册。在出版《管锥编》后,他仍然有宏大的写作计划。《管锥编·序》:“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

晚年身体不好,又想留出更多时间读书与写作,他推辞了很多学术和社会活动,拒绝了很多新闻媒体采访的要求。多次嘱咐身边亲近的人,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他身体不好。后期因右拇指痉挛,他以此还谢绝了很多题签之类的请求,书信也尽可能的少回。但即使如此,在此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写作环境好,钱钟书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笔记和莫大的遗憾。

当有人问他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老成之言,平易而通达。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