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社会重建 > 正文
洪虎:历史不容篡改——宜昌大撤退岂是卢作孚一人的功劳
2019年01月24日 社会重建 ⁄ 共 9231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40 views+

洪虎:历史不容篡改——宜昌大撤退岂是卢作孚一人的功劳

历史岂容篡改——宜昌大撤退不是卢作孚一人的功劳!

“祖荫”不能遮蔽阳光,雾霾不该笼罩中国!

“百度深陷卖贴吧丑闻漩涡,互联网巨头商业诚信遭遇挑战”!

不仅“百度搜索”如此“有酬”现实,“百度百科”也可以伙同一起捏造历史。

“百度百科·宜昌大撤退”条目说:“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据著名历史学家谢选骏博客《是敦刻尔克还是宜昌大撤退说》披露:
洋奴们把“宜昌1938年大撤退”比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相当没有常识的谄媚。因为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在前,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后——宜昌大撤退怎么可能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呢?相反,应该把敦刻尔克大撤退叫做“欧洲的宜昌大撤退”。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

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下面,就看看卢作孚家族是怎样运用“通吃国共两党的官商势力”来篡改历史,达到“光宗耀祖”的自私自利:
附录之一

百度百科

卢晓钟,男,汉族,1948年1月生,重庆合川人,大学学历,讲师。1965年12月参加工作,1995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卢作孚的孙子)

中文名

卢晓钟

外文名

lou hiu zung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重庆合川

出生日期

1948年1月

人物简介

卢晓钟,男,汉族,1948年1月生,重庆合川人,大学学历,讲师,1965年12月参加工作,1995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委原主委。

学习简历

1978.03—1982.01,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

读者评论说:和他爷爷一个路子:官商!卢作孚研究者对卢晓钟的抠就有所闻,和煤矿闹得不愉快,我就希望能当一名好村官、海运,亮剑精神已经在心里扎了根。……

所以卢作孚的继承人们想篡改历史,把宜昌大撤退说成是他一家的功劳。
附录之二

百度百科·宜昌大撤退
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湖北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名    称宜昌大撤退 地    点湖北宜昌 时    间1938年10月 参战方中国,日本 结    果中国军民成功撤离 伤亡情况中国 死亡116名公司职员 主要指挥官卢作孚
目录

1 行动背景
2 行动过程
? 人流汇宜昌
? 抢运物资
? 运筹帷幄
3 行动结果
4 后世纪念
行动背景

编辑

湖北省的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便成了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抗日战争时期,宜昌更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迷信自身军事力量强大的日本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至7月底,北京、天津相继陷落。8月,日军进攻上海,3个月后上海被占领。12月攻进南京,35万人被屠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长沙、广州被侵占。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华北、华中、华南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沦于敌手。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了。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当时,“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严峻的状况诚如卢作孚所描述那样: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城区才2平方公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而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宜昌沿长江两岸都堆满了待运的机器设备,不少机器设备由于撤走时十分仓促,来不及装箱,都敞露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各单位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卢作孚目睹的状况是: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此时的宜昌,处于非常重要、又非常严峻、紧急的关头。

一是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是长江的咽喉。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开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二是当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三是当时运输船只奇缺,特别是能够穿行三峡的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当年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但是,面临的任务是必须在40天内将这些人和物全部运出宜昌。

谁能在此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呢?那就是卢作孚。

恐怕今天不少的年轻人,对卢作孚这个名字是陌生的。

第一,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以一条70吨的小火轮起家,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民生实业公司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拥有140余艘大小轮船,9000多名职工,航线遍及长江及其支流,以及东南亚沿海,被誉为“中国船王”。他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第二,卢作孚是我国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家和实干家。1927年2月他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起,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乡场建成了一座中外瞩目的美丽小城。可以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的今天。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国时期那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在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极少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

第三,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努力于教育工作。他在沪州担任教育科长时,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后到成都创办四川通俗教育馆,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以后他在创办民生公司时,在北碚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中,都坚持开展正规教育和民众教育。诚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演讲中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他在振兴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号召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无条件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他指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从抗战一开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抢运人员和物资的战斗中去。“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在抗战前期(1937—1940年),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弹器材,共计196000吨。”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无怪爱国将领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而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本不想当官,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挑重担。抗战初期,全国的交通运输极为紧张,人员物资撤退,战时物资调拨,军队调动等任务十分繁重。正在此时,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主管水陆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陆交通运输的一场辉煌战绩。

抗战中期,全国粮食紧缺,粮食的收购、转运、分配关系到抗战的成败。1940年7月,他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全国粮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担负起全国军需民食的粮食任务。他的最突出政绩是,提出了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即将偏僻地区的余粮,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特定地点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汽车和船只,就近将粮食运到需用之处。他亲赴各地区视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时间,就解决了军需粮食和一些地区缺粮问题,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

可以说,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位尊权重的职务,都是关系抗战胜败的显要职务。必须是由有极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且清正廉洁的人来担任;必须由大智大勇的人来担任。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重担。

“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他高度使命感、责任感和大智大勇的体现。

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

他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检查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运行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他又来到各轮船公司,对那些争先恐后、相互责骂、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且很坚决地说:“请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将在12码头和大家见面,宣布撤退安排!”并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他以国民政府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宣告,经过他实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现有的运力完全可以在40天内完成转运任务。

但卢作孚强调:大家必须听从统一指挥。即所有公司、轮船、码头只听卢作孚调遣,各单位的人员物资的转运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服从指挥。至于什么单位的物资由什么轮船运输,何时登船,只听卢作孚一人安排,要严格听令,决不准自行其是!当他向所有需要运送人员物资的各单位负责人宣布他的转运计划和严格纪律,并保证在40天内运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欢腾,不少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人们从卢作孚坚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语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稳定了,混乱局面改变了。

必须指出的是,面对宜昌如此混乱的局面,面对宜昌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对宜昌如此艰难的转运任务,卢作孚为什么还能如此胸有成竹,向大家夸下海口,保证在40天里将全部滞留的人员、物资运出宜昌呢?其中一个关键的法宝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著名川江枯水期间实行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在长江枯水期间水位下降时保证轮船正常航行的办法。

长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到第2年的2月末,就进入枯水期。这个期间,长江水位大大下降,以致大一点的轮船都不能开进来,只能停航。但是停航,对于航运公司来说,就意味着轮船闲置、经营亏损、人员失业;对于市场来说,由于货运不畅,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怎么办?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

这种航行虽然麻烦一点,运输成本高一点,但却保证了枯水期间长江上游的正常运输和航行。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显示了卢作孚和民生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而此时,“三段航行法”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场,显示了神威。

在非枯水期,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说,一般轮船往返宜昌、重庆一次需要6天。而当时壅塞在宜昌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如按照这样的速度,仅靠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等20多艘船,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运完。卢作孚当机立断,下令在40天非枯水期间也采用“三段航行法”,以保证40天内将人同物资全部运出宜昌。

卢作孚决定,除了最重要的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大型机器设备以及重要的军用物资可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的物资全部按“三段航行法”办理。有的物资运到万县就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有的甚至只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当天返回。这样,航程缩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运力和时间。[1]
行动过程

编辑
人流汇宜昌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顶峰。

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乘”,但人多船少,为等候船票,很多人要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从宜昌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露宿街头,栖身屋檐的人也不在少数。

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也在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在到宜昌的人流中,还有一批批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他们是由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个组织是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并决定在宜昌设立难童接送站)将各地送来的难童,集中在宜昌,然后送他们乘船进四川。
抢运物资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成里三层外三层,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阻塞加重。
运筹帷幄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断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日救亡。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和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看在眼里,苦思良策。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938年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行动结果

编辑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为此,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并对宜昌实施疯狂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公司职员献出生命。据统计,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有关资料显示,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后来,有人曾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后世纪念

2008年10月22日,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举行开园仪式。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占地5000余平米,主体雕塑长15米、高9米、厚3米,由巨大的数字和铁锚组成,外形取船和长城之形。红色花岗岩浅浮雕再现当时装卸工日夜搬运上船,纤夫拉船抢过险滩等恢宏的历史场面,主题雕塑以“1938.10.11”这组特殊数字,突出了“宜昌大撤退”的时间内涵。

修建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目的就是要缅怀70年前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和在宜昌大撤退死难的同胞们,牢记历史。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的修建,既是对先辈英灵的告慰,也是留给后人的永恒纪念。

——————————————

然而,历史岂容篡改——宜昌大撤退不是卢作孚一人的功劳!

“祖荫”不能遮蔽阳光,雾霾不该笼罩中国!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