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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奎那到马克思
2018年02月07日 圣灵感动 ⁄ 共 15890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205 views+

谢选骏:从阿奎那到马克思

欧洲思想家,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思考和写作的——例如,他们运用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等;这种语言方面的转换,使得他们讨论的概念及其话题在具体而微之中,也就具有了微妙的差异。为了逾越这些差异,他们不得不发展出新的哲学。这种处境,是运用同样语言思考和写作的先秦思想家们所没有面对的。佛教的输入虽然对此有所改变,但不如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明显突出。

(一)

《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批判与继承》(2015-10-10 学术堂)说: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 年)是一位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建立了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基督教神学。在特伦托大公会议期间,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之作《神学大全》曾与《圣经》以及教皇的教令一起摆放在祭坛上。作为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史上空前的学术大师,尽管在世的时间并不长久,却用不朽的生命谱写出维系前后时代的基石般的著作,实现了永恒与伟大。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体系诞生之前,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阐述基督教教义的奥古斯丁主义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以及在西欧的广为流传,导致传统的基督教神学面临着冲击。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整合与阐发,重新定义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基督教信仰,在 13 世纪开启了全新时代。基督教开始接纳新的认识上帝的方式——通过人类的理性。
一、基督教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加速了基督教中哲学流派日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走向理性和科学,另一方则坚守神秘主义。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引入基督教神学,建立起不同于奥古斯丁神秘主义神学的神学——哲学新系统。将哲学的认识方法引入到了对神学问题的研究中,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他的著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调和特征。他常用的方法是对一个论题或概念的意义做出仔细的区分,然后指出论敌的观点在某一次要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却是错误的。这样,他把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点解释为从不同角度或层次看待同一对象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同一认识的不同方面。他的论敌所犯错误的性质通常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偏概全,而他认作是真理的学说与其说排斥了错误,不如说把错误消化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论辩以辨析意义为基础,他的著作包含着细致、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也在方法上带来了神学研究领域的理性转向,表明神学是可以而且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这种转向不仅使神学的领域有了哲学的身影,而且就哲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因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切入而更加广阔。关于上帝存在、上帝属性、上帝创世、上帝与人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展示的对基督教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回答了困扰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源、人的本性以及如何生活。虽然最终归向上帝的答案不能让每个人都同意,但至少提供了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向,或促使持反对意见的人继续探索。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哲学。吉尔松和马里坦也因此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哲学和神学关系的论述称为“基督宗教哲学”。这种基督宗教哲学理论的出现,代表着西方传统哲学和神学开启了相互渗透的发展进程,“这种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部分,主要就是哲学的本体论和神学的上帝论,以及与本体和上帝相关的认识论。”因此,从哲学的立场来评价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指出了对终极意义的探索方向,他的形而上学更是提供了回答问题的方法。

自 1311 年罗马教会公开表示赞同和支持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之后,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基督教会的威望和权威无与伦比,以至于在对基督教发展史的阶段进行划分时,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教父哲学,第二阶段称为经院哲学,第三阶段则是新经院哲学或直接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完满统一的神学哲学思想体系,将信仰和理性完美融合,化解哲学和神学的“矛盾”——指出神学和哲学是达到真理的不同路径。

由信仰所接受的真理和通过自然理性接受的真理有冲突时,则归咎于人们的推理能力出现了问题,即受到了理性的局限。托马斯·阿奎那探究这两种真理真相的调和之路中既发现了真理,建立和谐的上帝观,又改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真理的谬误之处以维护更高级的基督教真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中,理性不能做出论证的部分,就交由信仰来解决。《神学大全》中关于上帝存在、上帝的本质以及上帝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探讨顺序也体现了从启示到理性,再由理性到信仰的研究逻辑。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里,哲学的部分始终受到神学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他为经院哲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托马斯·阿奎那完备的理论形态不仅成为经院哲学中最伟大的体系,也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为后世哲学家提供了借鉴的对象,尤其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成为神学研究中的一种经典表述,无论对他的学说认同抑或反对,对托马斯·阿奎那我们都是不可回避的。即使是法兰西斯修会出身的苏格兰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也认可托马斯·阿奎那形而上学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观点。近代的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黑格尔等人也都承袭了信仰是思辨的真理,可以通过经验被认识、运用理性来证明的观点,努力在哲学知识的综合体系中为信仰找到位置。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哲学的全新理论体系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思想进程,形成了托马斯主义,继而发展为基督教研究的传统。托马斯主义最早见于 14 世纪,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 13 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产生和传播时期;第二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回归阿奎那思想的运动;第三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是指 19 世纪后期开始由罗马天主教会所推动的托马斯思想的复兴运动,这场复兴运动也称为新托马斯主义。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永恒之父》通谕:“我敦促你们,尊敬的弟兄们,完全、认真的恢复托马斯的金子般的智慧。为了扞卫天主教信仰的完善性,为了社会利益和一切科学的利益,把它发扬光大。要仔细选拔教师,努力使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学生心灵里扎根,阐明它的牢靠性以及高于其他学说的优越性。你们已经或将要在建立的大学里都要说明与维护这一学说,用它来反驳流行的谬误。”这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的诞生。在 19 世纪,基督教信仰因自然科学的发展陷入重重危机,利奥十三世要求教会人员不要害怕科学,要把研究科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巴黎的一名主教也提出:我们不否认在进化论中有深奥的东西,我们甚至想把它变成我们的主张。的确,只要承认上帝是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终结,承认在进化的整个过程中,上帝在指挥并支持它演变,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号召以积极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基督教信仰所面临的来自科学的挑战,主动开展科学研究。

一方面承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将各种物质运动的最终原因指向上帝。新托马斯主义的名称和理论都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运用理性主义解释科学和神学关系的思想潮流,促使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新托马斯主义虽然是一个庞杂的理论系统,但理论的核心仍旧是上帝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学说围绕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展开。
通过运用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和认识论来构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的信仰基础:提出了存在之作为存在,超出具体的、现实的客观事物之上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理智主义是上帝的恩赐等观点,维护基督教信仰。新托马斯主义承袭了托马斯学说调和、综合的基本特征,不但用托马斯主义统一基督教哲学各派理论,而且力图使之与近、现代哲学派别,乃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融会贯通,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基督教教会持续支持和参与托马斯主义的复兴运动,使得托马斯主义在 20 世纪依然焕发着生机,在欧洲和北美建成了大大小小的托马斯主义研究中心,兴办了几十个研究经院哲学和经院神学的专业杂志。正如约翰·英格利斯在《阿奎那》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整个 20 世纪……人们不断将阿奎那的思想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新托马斯主义的崛起,成为基督教正统的官方哲学,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因此罗素曾指出,圣托马斯不仅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当前的影响,正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事实上,还超过后两人。

二、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批判与继承
毫不否认,在神学史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争议也可以成为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条线索。自 13 世纪以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领域引入哲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方恪守启示神学,另一方则是坚持哲学的纯粹性。
在经院哲学后期,奥卡姆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理性和信仰、神学和哲学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神学只能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要从理性上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奥卡姆认为,即使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的观念形成有关上帝的概念,但论证这些概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论证上帝的存在。同时,妄图通过结果来证明第一原因的存在也是失败的,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个别性的事物。奥卡姆的这些观点直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第一动力因的证明。奥卡姆强调,对于上帝的存在只能是一种信仰。16 世纪的马丁·路德赞成奥卡姆的立场,指出走向神圣真理的道路只在于恩典与信心,而不是理性。因此,他特别强调福音的意义,坚持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在马丁·路德看来,只有十字架神学才是真正的神学,是走向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因此,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经院哲学鼓吹理性,阻碍了荣耀神学倡导的苦难和羞辱。

新教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文强调圣灵照光的《圣经》拥有最高权威,上帝的真理全部呈现在《圣经》之中,是认识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信仰上帝不需要理性提供的证据。由于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他们反对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在 16 世纪以后,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 17、18 世纪,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通过在认识论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质疑,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休谟指出,因果关系只是两个事件多次重复出现从而在心理上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因此不具有事实上的必然性。

通过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存在的否定,休谟冲击了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基础。康德在回应休谟的怀疑论时,对现象和本体做出了区分,直指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根基,彻底切断了以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的认识论基础。康德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在本体界并不适用,因此对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进入 20 世纪以来,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构建的德性伦理学在伦理学的维度里日渐重要起来。

尽管托马斯·阿奎那探讨伦理问题的最终目标是神学伦理,并对德性伦理的神学化或人学化做了划分,但正是对意志与激情概念的割裂使托马斯·阿奎那对激情思想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人学特征的激情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志学说成为基督宗教神学伦理的正统,而激情思想则为后世的人本主义情感道德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托马斯·阿奎那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欲望能力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为后世思想家们对于情感理论的思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示范。

13 世纪,不同于拉丁教父哲学后期的禁欲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用大量篇幅考察欲望能力,指出灵魂拥有欲望的能力。这种欲望的能力分为感觉欲望和理智欲望,感觉欲望服从于理性,并且,感觉欲望又可以分为愤怒和情欲,这些欲望都是以人的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沙夫茨伯里开启的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认为,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感,这种内在的道德感与人的外部感官类似,能够感觉出情感是否合意,以及行为的善、恶、美、丑性质。对道德的价值判断,既不依赖理性,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人的内在感官的直接感悟。

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思想正是承袭自托马斯·阿奎那欲望能力思想中的特殊理性与欲望的能力等观点。沙夫茨伯里的情感论伦理学又启迪了休谟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辨析,虽然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推翻了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与激情的辨正关系,但是休谟的情感主义正是托马斯·阿奎那激情思想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
托马斯·阿奎那在伦理学维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情感主义伦理学,在德性伦理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综观古典德性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思想是其中最为系统完整、也最为深入细致的德性思想体系。针对此前基督教神学体系本身的缺陷,托马斯·阿奎那将神学德性思想与世俗的德性思想紧密的融为一体,具有独到的价值。

首先,将德性与人的目的、行为及其能力联系起来,比亚里士多德单纯从人的功能角度解释德性更有说服力;其次,将德性思想分为三类: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学德性;第三,将德性与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分别看作是人的自觉行为的内在本原和外在本原,扩展了德性的意义,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幸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伦理学与他的其他学说一样,都被后世思想家吸收或批判。由于他的德性伦理学建立在上帝观的基础上,因此在近现代哲学家看来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就他的德性思想而言,始终属于一种德性内生论的观点,忽视外在道德要求的影响,更忽视了德性在道德上的特殊意义——德性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力或功能的完善,而在于妥善处理个人与自己、与他人和社群的关系。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也为近年的德性伦理复兴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麦金太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的前言里,深情写到:“我最开始认识到人生在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危险和伤害时具有脆弱性并不是因为哲学。我本不该花那么长时间才理解大多数道德哲学中缺乏这种认识所具有的重要性。重读阿奎那,不仅强调了那种重要性,而且将我引向他用以论述德性的种种资源,他笔下那些德性不仅考虑到了我们的动物状态,而且考虑到了承认我们由此而来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的需要。”他进一步强调自己对德性的论述是一种托马斯·阿奎那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预设了某些哲学立场的。这种方式正是托马斯·阿奎那在阐述自己的上帝观时使用的路径,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基督教教义,并预设了某些教义的真理性。麦金太尔想要克服某些分歧和冲突时,也使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探究方式。

三、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评价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同时,也表明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的有限性,同时又坚信人性与神性可以协调,上帝的神恩并不消除人性,只会让人更加完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重视生命的神圣、承认理性的有限、提倡恢复个人美德意义、重视世俗生活的道德观并且强调世俗道德生活的意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既有理念上的伟大追求,又将各种伦理道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因此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着卓越的现代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历史时空里为 13 世纪混乱的意识形态找到了理想的平衡点,在丰富的理论思想土壤中又滋养了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如但丁的《神曲》所描述的天堂就深受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更具理性色彩的经院哲学。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坚持了传统的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主义,维护了基督教教义的权威和统治地位,和奥古斯丁一起成为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双台柱。公元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为圣徒,并且评价他为黎明前的星辰,照亮了整个教会,托马斯给教会的贡献超过所有的学者,托马斯著作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包含着无比的力量,托马斯的学说是无与伦比的……溢美之词加身的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不仅是教会官方承认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了基督教唯一的正统哲学。

从占据过基督教正统思想地位的奥古斯丁主义到托马斯主义,这些学说的衰落和兴盛在本质上都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然而从基督教对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主义、阿威罗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的态度轨迹来看,思想体系本身的消亡或是复兴依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但如果不主动地选择历史,终究会被历史所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官方立场里失去了唯一正统哲学的地位,但他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始终具有生机、活力以及指导意义。正如布莱恩·戴维斯所指出的,无论人们称他为一个神学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哲学的思想家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对人类思辨思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及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神学体系和德性伦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不少观点为日益世俗化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它是一种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上帝存在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其论证是不充分的。诚然,托马斯·阿奎那为上帝存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也似乎有力的论证,甚至迄今为止尚无人能在理论上有所超越,然而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仍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坚持先理解再信仰,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在逻辑上并不完美,罗素曾对此反驳: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则上帝的存在也需要原因,上帝若依赖于外物存在则不是全能的。假如并非万事必有因,意味着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万事最初的原因既可能是上帝,也可以是其他事物。这个反驳似乎是一种诡辩,但托马斯·阿奎那试图用纯粹的理性证明上帝,就必须服从逻辑规则。

而罗素的反驳恰好说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内容也受到来自科学的质疑,并且必将充分表明托马斯·阿奎那论证的非科学性。如果作为前提的上帝存在是有缺陷的,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有可能坍塌。当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体系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糟粕。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和神学思想,除了要总结思维的历史教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某些有益启示,为克服现代文明的一些弊端服务。

谢选骏指出:康德和黑格尔之所以不及阿奎那重要,是因为这两人其实只是拾取了托马斯的唾余,正如托马斯只是拾取了回教徒的唾余。他们表面上更新了前者,实际上重复了前者——这仅仅因为,他们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思考和写作的!例如,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等。

(二)

《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罗北山 2009-02-12)说:

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虽然提出了“五路”之多,但是总括起来不过两种,分别是: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加上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一共有三种。康德称这三种证明为“从思辨理性证明上帝存有的三种方式”,并且认为在思辨理性的领域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证明,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证明。”根据康德的解释,虽然这三种证明按照逐步扩展的理性所采取的步骤或者我们提出它们的程序来看,乃是从经验性的证明上升到先天的证明(其中,前者又按照自然神学证明上升到宇宙论证明),但是,如果我们要检验它们的有效性,就必须从相反的程序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从驳斥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出发,进而驳斥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在康德眼里,关于上帝存在的经验性的证明最终要依赖于关于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尽管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初的诱因,但只有先验的概念才在理性的这一努力中引导着理性,并在所有这一切尝试中标出了理性在自己前面设定的目标。” 因此,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思辨理性证明的驳斥的关键就集中在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驳斥上。关于康德的这个著名反驳,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康德通过指出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之同义反复的循环性质否定了该证明援引“不自相矛盾”这一逻辑标准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 ;第二,通过对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的区分,康德指出,系词“是”“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 ,因而它的使用除了把谓词设定在与主词的关系中之外,并不能给原有的主词添加任何更多的东西。由此,康德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由于宇宙论的证明和自然神学的证明是依靠在本体论证明之上的,后两者康德虽然也分别予以了反驳,但实质上从本体论证明的坍塌伊始,关于上帝存在的一切思辨理性的证明就已经一同坍塌了。之后康德提出的基于道德的要求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已经是从实践理性考虑出发的成果了,且这一证明也不具备知识论的意义。

然而,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却还有一种发展了的形式康德并没有遇到过,它是在康德之后,由黑格尔在传统的本体论证明的基础之上加以恢复与改造提出的来。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理解与解释,这集中于他对安瑟伦证明的辩护与批评上。

众所周知,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第一个明确的也是最为典型的形式,是由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提出的。他在《上帝存在论》中进行的这个证明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式的推理:上帝是不能被设想有比它更完满的东西,不能被设想有比他更完满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而且也存在于实际中,因此上帝存在。黑格尔并没有用康德知识论的先验主义二元划分的标准衡量安瑟伦的证明,相反,他指出了包含在安瑟伦证明中的一个自古以来哲学就在处理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过,在古代,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思维或思想、可能性,与存在、现实性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统一性关联。因此,虽然我们也可以在古代的哲学家那里读到同样是对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证明,但是那些证明的方式和安瑟伦的证明是不同的。黑格尔认为,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上帝作为绝对的思想是客观的出发得出上帝的存在,而安瑟伦却从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亦即从思想与存在作为隔着无限远的两个极端的二元论对立立场开始。在从前,上帝的存在是主词,上帝的概念、共相则被看做是宾词,要证明的东西是上帝的属性。而在安瑟伦的时代,问题的提法发生了颠倒:上帝的概念成为了主词,上帝的存在成了宾词,因而问题变成了上帝是否存在?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被特殊地提了出来。黑格尔肯定了这种“为中世纪所坚持并保存着的”二元化 ,尤其是把上帝的存在设定为一个被思维的存在(宾词)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意味着“自我意识就走上了回复到自身的道路了。” 它预示着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萌发。

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合理性首先在于把对立着的思维与存在重新统一起来,也正是这种对立激发了安瑟伦证明的提出 。所以黑格尔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

然而,证明的合理性不能光是它的致力目标的合理,它还必须表明它对这个目标的达成的也同样是合理的。在后一个方面,安瑟伦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如果只着眼于安瑟伦证明本身的特殊形式,那么我们说,康德的反驳是坚实有力的。但是,康德只是驳倒了安瑟伦的证明,而安瑟伦的证明并不等于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一切。黑格尔由是提出了对安瑟伦证明的批评。

安瑟伦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是按照形式逻辑的方式推论出来的,这就是他的证明的一切问题所在。黑格尔一言以蔽之: “论证的内容是正确的,形式却有缺点” 。具体来说,安瑟伦的证明缺乏一个支撑它自身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思维与存在在无限者中的统一 。众所周知,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本质,是从概念推出存在。安瑟伦的形式逻辑推理也遵循着这一点。但是在安瑟伦那里,概念并不是绝对、纯粹的概念自身,而是作为单纯主观的思维。这种主观性,本身就与客观性和存在处在外在的分离当中。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种综合的关系,那么这种综合总是对一个第三者的需要的无限追溯,如果是一种分析的关系,则要么是一种人为设定并最终造成循环论证的分析,要么“存在”也不过是“存在的概念”罢了。上述情况无论哪一种,都逃脱不了康德哲学的质疑。另一方面,在安瑟伦的这个证明中,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绝对本质)并没有出现在有限的主观思维当中,而是仍然停留在有限思维的彼岸。 所以到头来,概念推不出存在。

针对安瑟伦证明的缺点,黑格尔提出:“所谓概念、真正的证明并不是通过抽象理智的方式而进展,而是即从思维自身的本性指出单独就思维本身而论,它就会否定它自己,而存在的规定即包含在它里面,或者说,思维自身注定了要过渡到存在。反过来说……存在自身即包含它自己的辩证法,自己扬弃自己,进而建立自身作为共相、作为思想。”于是黑格尔吊诡地得出了一个与我们之前引用的他的观点相冲突的结论:“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 理解这个自相矛盾,在于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独特起点——思维与存在的无限统一。它同时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点。黑格尔哲学由之出发的那个概念自身,就是一个绝对同一者,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存在,也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思想。因而,不管是从存在过渡到存在的自为的规定——思想,还是从思想出发过渡到思想的现实的实现——存在,所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逻辑的起点必然是绝对同一。至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则很可能只具备作为哲学在时间上的起点的意义。

综上所述,黑格尔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仅认同了它在内容上的正确性,并且也指示出了一条从形式上改造它的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一个现实的、恢复了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呢?

纵观整个黑格尔哲学,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或以三段论的证明方式,或以命题表述的方式存在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的形式。这是因为,黑格尔已经对这样一些“知性的”形式进行了否定。然而,又的确存在着一个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那就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这一点可以通过黑格尔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对象、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得到说明。例如,在哲学全书《逻辑学》的导言里,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 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著作中找到。不过尽数列举这样一些例子不在本文的安排中,并且由于重复黑格尔的体系以完整地展示这个证明也远远超出本文主旨,所以我们只需简单地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特点,以表明它实在地也是在以哲学的方式完成着一种神学证明,也就可以了。

黑格尔哲学体系包含着一个正反合的三段论式,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推论”。但是与传统意义上形式逻辑的推理不同,黑格尔的推论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论”,它乃是一种“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从绝对的概念出发,经过概念自身的分裂与外化而回复到概念自身。这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无限的推论” 。黑格尔通过这个无限的推论所完成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爱智慧,而就是智慧本身,他的哲学体系最终所确立的真理也就是最高的真理。如果我们称此最高真理为上帝的话,那么这个真理就是对上帝存在基于本体论上的证明。尤其突出的是,黑格尔的三段论式——所谓的从自在到自为最终到自在自为——本身就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奥秘有着近乎一致的形式。而黑格尔从概念推出存在的辩证法也可以看做是上帝道成肉身隐喻的哲学注解。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如果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我们必须说,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外在地提出论证的形式,也不在于人为地进行论证的操作,而在于本质、事情自身(上帝)的充分展开与表现的话,那么显然,这不正是黑格尔所经常强调的,他的哲学体系的有效性必须通过整个体系的展开与完结,因而通过终点来确立起点的哲学观点吗?我们因此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现实的、恢复了的形式。

关于上帝的存在,黑格尔的这种特殊的证明相较于以往的四种证明,有着明显的一些优点:

第一,不论是自然神学的证明还是宇宙论的证明,如果离开本体论的证明,它们很难推出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这显然也为康德的观点所支持。然而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纵算这两个证明单独依靠自身推出了那个绝对的本质,它们也不能意识到这个本质乃是思想的对象,乃是理念 。

第二,在我看来,以往的四种证明,至多只是表明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最高存在者。然而这个最高的存在者还不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而黑格尔的恢复了的证明,由于采取的是明显带有基督教特点的语言(例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方式,因而不仅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还是对上帝是什么的展现(这两者在黑格尔哲学里是一致的)。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康德的道德的证明并不称之为严格的证明的话,那么便似乎只剩下一种严格的证明了(另外三种被康德所驳斥)。

不过,也正是由于黑格尔本体论证明的这些特点,对他的哲学的批评也是残酷的。我们知道,历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其目的之一往往都是要以理性的形式捍卫信仰的内容。例如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是为了在我们既有的信仰上加深理解(否则就是懒惰),同时以理性说服无信仰者。而康德的道德的证明更是要为信仰留下余地。因此,当面对黑格尔的证明的时候,我们发现,黑格尔完全以他所自诩的哲学的概念的形式取代了他所谓的宗教的表象的形式。人类在面对作为无限存在者的上帝的时候那种因为自身有限性而感受到的绝对的依赖感被黑格尔讥笑为是缺乏“自我感”,而基督教对上帝的无限展望也就成了永恒的分离的苦恼。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黑格尔哲学的雄心勃勃,那么它正好就是理性的骄傲。

谢选骏指出:黑格尔充其量不过是阿奎那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这个中间环节也很重要,因为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样,我们就通过黑格尔,在“回教——阿奎那——马克思”之间找到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

《比较奥古斯丁与托马斯的神学思想》(2014-11-17 学术堂)说:

一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曾加入摩尼教,悉心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后来,他成功运用柏拉图哲学,讨论各种神学和哲学问题,阐述基督教的世界观,把教父们的思想推向顶峰,为教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他所论证的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在中世纪被教会奉为“真理的台柱”,奥古斯丁本人也被称为“伟大的教父”、“杰出的大师”、“上帝的圣者”等等。奥古斯丁一生着述甚多,《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仰与理解。在哲学与神学、理解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他大胆地肯定哲学、系统地利用哲学,为基督教义作论证。他以上帝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根据,力求从哲学上阐述各种问题。他宣称真正的哲学只能和真正的宗教在一起,只有真正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对于上帝的存在和行为,人们应以信仰为满足。奥古斯丁宣称信仰是绝对可靠的,信仰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如果你不理解,信仰会使你理解。”奥古斯丁把信仰说成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信仰是理解的途径,理性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论证信仰,他提出的“信仰为了理解”的原则后来成为教父哲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2)上帝和三位一体。他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而上帝的实体存在于这三个“位”中,但在每一个“位”中,上帝都是完整的存在。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对人的思索将有助于领会“三位一体”。但他又认为:“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决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总之,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认识。

(3)上帝创世说。在他看来,上帝是一个有意志、智慧和感情的人格化的神,是不变的、永恒的、全善全能的。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的“创世纪”出发,强调上帝是从虚无中把世界创造出来的。他不同意柏拉图所说的,上帝只是运用已经存在的质料去创造世界的看法,认为那是对上帝自由行为的一种限制。此外,他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灵魂又是某种具有理性的实体,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统治肉体,灵魂是不朽的。

(4)原罪论和恩典论。他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是至善。亚当受到撒旦的诱惑犯了罪,这就使亚当的子孙通过遗传获得了“原罪”。这就是说,人的罪恶就是背离至善,背离上帝。奥古斯丁强调,由于人生来就有一个犯罪的意志,所以人要赎罪得救就不能靠自己,而要指靠上帝的恩惠。因此,人们要想脱离罪恶与苦难,唯有信仰上帝,热爱上帝,追随上帝,等待上帝给予恩赐。

(5)历史神学。他认为从上帝创世开始,就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爱上帝、服从上帝的一方构成“上帝之城”,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爱自己、对抗上帝的一方构成“人间之城”,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恶。两者的斗争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奥古斯丁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直线的、按照神的意志和救世计划发展进步的过程,认为“上帝之城”必胜,“人间之城”必败。而现实教会并不是“上帝之城”,而是“上帝之城”的摹本。它遵照上帝的意志,把上帝的选民聚集起来,为“上帝之城”做准备。

二 托马斯的神学思想

托马斯是中世纪对基督教神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洛卡塞城堡。他适应时代需要,抛弃了奥古斯丁一直沿用的柏拉图哲学理论,改用当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把经院哲学推向了一个全盛时期,维护了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一生著作很多,最重要的代表作为《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托马斯的神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仰高于理性的二重真理说。 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上,托马斯在本质上同以往的实在论者是一样的,认为理性不能同信仰的真理发生矛盾,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但在形式上,托马斯没有简单地否定理性、感性和世俗的生活等,而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巧妙地论证了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 他认为,人的自然理性可以是真理,但往往出错,只能认识较低级的事物。关于上帝的更高级的真理,只能来自启示,靠信仰。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在“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的关系上,托马斯持一种信仰高于理性的“双重真理”说。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理性真理”,神学的对象是“启示真理”,它们的最终实体和源泉都是同一的上帝,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原则上的矛盾和冲突。启示不仅同理性不矛盾,而且使理性更加完善。当然,理性也会有助于信仰。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证明那些能被证明的天启真理,而不去证明那些不能被证明的天启真理,但却一定要去反驳那些对不能证明的天启真理提出的异议。

(2)上帝存在的论证。他不赞成基督教神父对上帝存在的盲目信仰,也不满足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全面的证明。托马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运动”、“因果关系”、“偶然事物”、“不完善的事物”以及“宇宙秩序的和谐结构”,推论出必有一位“第一推动者”、“第一原因”、“必然的实体”、“绝对完善的存在”以及“无限完善的创造者”,而这就是上帝。

(3)上帝创世论。在上帝创造世界的问题上,托马斯继承了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同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学说,托马斯提出上帝创造世界是按照等级阶梯来安排的。这种阶梯的最低层是大地和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体,往上依次是植物、动物和人,人是居于“世界”和“天界”即尘世和天国之间的。人之上还有天使,而天使也分为三个等级,居于最高天使之上的则是上帝。此外,托马斯还论证了灵魂不灭的宗教教条。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上帝创造的实体形式,纯粹精神。灵魂在人出生时就与肉体相结合,是推动和决定肉体的内在生命原则。但是,灵魂是无物质的纯形式,是不能死亡的,肉体解体之后,它仍然存在。

(4)上帝和三位一体。托马斯主张上帝是完美又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存在并不与现实世界分割,相反的,三位一体的存在便是用于传递上帝的启示以及美德给人类。而这种传递则是透过化身而成的耶稣基督以及透过内心的圣灵(三位一体本身的精髓),并且由那些有被上帝救赎经验的人所进行。

三 奥古斯丁与托马斯神学思想之比较

首先,在哲学与神学、理解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作为神学家,两人都认为哲学应该服务于神学,神学高于哲学,信仰高于理性。神学可凭借哲学,将其发挥得更清楚,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而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但是,托马斯又进一步提出了信仰高于理性的二重真理说。认为神学的原理是凭启示,直接由神而来,不须凭借其他科学。神学的确实性来自神的光照,不会犯错误,而其他科学的确实性来自人的理性,可能犯错误。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信仰高于理性,所以说,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体系中,不仅信仰高于一切,而且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奥古斯丁引用古代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把理性引入了他的神学思想体系中,把信仰与理性结合了起来。托马斯认为,在自然神学范围内,? 自然神学问题可以通过理性给以论证,而启示神学问题则只能是信仰,在他看来,理性与信仰是和谐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可以通过受造物认识上帝,信仰只能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

其次,在如何认识理解上帝方面,奥古斯丁阐述了启示神学,即上帝将他的恩典、慈爱和公义显现给我们,赐给我们、披戴给我们,以此我们才能理解神。托马斯则不同,在他的庞大著作《神学大全》中阐述了自然神学思想。即是在自然现象和创造现象中寻求神的启示的,重视人的思辨之神学。可以说是一种想通过理性的追求和善行的努力达到神面前的神学构造。要运用理性以理解有关上帝的真相,并且透过真相获得最终的救赎。

再次,在上帝存在的证明方面,奥古斯丁吸收借鉴柏拉图的思想,指出通过信仰可以认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要人们信仰即可,无需证明上帝存在。而托马斯则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是不能凭借人类的自然的理性能力可以认识的,它只能是信仰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于人类理智来说并不是直接自明的,因而需要加以证明。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全面的证明。在五点论证中有些内容也吸收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哲学成份。

最后,在上帝创世论、三位一体和灵魂不灭等方面,托马斯继承并发展、改造了奥古斯丁的相关学说,吸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非基督教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理论。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就难以理解托马斯如何在奥古斯丁体系中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而达到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顶峰。

谢选骏指出:不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自己关于上帝的想法当做了上帝的自身——这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他们的言谈不过是他们及其社会的一些文字游戏——而上帝却远在他们的言谈之外,因为他们这样渺小的生物,怎么可能把上帝容纳进入他们脑壳以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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