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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亞?──向那些匿名的歷史書寫者致敬
2018年01月29日 思想评论 ⁄ 共 5099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105 views+

Though our story is at an end, our poet’s is not; for his monument is everliving. Not of stone but of verse. And it shall be remembered. As long as words are made of breath. And breath of life.                                         ──Anonymous, 2011

嬉諢的酒館,潮濕的街道,喧雜的劇場,幽陳的古堡……2011 年的電影《匿名者》(Anonymous)以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 1550-1604)與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之間的情感為視角,刻畫都鐸時代政治的喧囂、陰暗,令人心碎。

Anonymous Film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

在電影編排中,牛津伯爵年幼成孤,寄養在國務(後財政)大臣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 1520-1598)家中。他眉清目秀才華過人,卻無心政治,只熱衷於詩歌與劇作;對那個重視能征善戰和朝廷雄辯的時代而言,文學修養並非貴族的至高美德,愛德華也因此受到監護人的嘲弄。

年輕的女王鍾情詩藝;一齣為她而作的喜劇落幕,愛德華以精靈的樣子謝幕,四目清對,每一句句子都撓到心間。

這段情緣的結果是女王產下一子,後封南安普頓伯爵。南安普頓成為朝廷寵臣,但在電影中,塞西爾是安普頓等人眼中政治改革的障礙。為給愛子助陣,愛德華疾書富有政治隱喻的劇本;但不便於暴露身份,便假劇作家之名,在倫敦民眾心間種下反對塞西爾統治的種子,為年輕的安普頓黨政推波助瀾。然而故事的巧合性令人感慨:安普頓終以謀反罪入獄,為他求情的愛德華得知更驚人的消息:原來他自己也是女王在更年輕的時候產下的私生子。

而電影中刻畫的莎士比亞可謂投機小人:牛津伯爵起先與當時著名的劇作家本瓊森(Ben Johnson 1572-1637)達成協議,通過他的舞台演繹自己的政見;但瓊森被劇本中的才華打動,也因這些戲劇並不出自自己之手而掙扎。某一戲落幕,倍受鼓舞的觀眾呼召作者上台,莎士比亞趁此機會染指墨汁,從此冒認了莎劇作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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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儘管電影中對歷史細節和假說漏洞百出(譬如忽略了牛津伯爵著名的同性戀傾向、譬如幾篇最著名的莎劇都寫於牛津去世之後),但不妨礙它在民間產生的影響力:通過情感充沛、令人扼腕的戲劇張力,該片對莎劇真實作者的假說,引起許多人對牛津伯爵的同情,對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產生興趣甚至質疑。

電影製作人為了造勢,在不少大學中開設了莎士比亞身份的討論課程,欲喚起大衆媒體對莎劇作者身份的興趣。而且,就在電影上映不久前,包括傑里米愛恩斯(Jeremy Irons)在內的不少名演員共同簽署一份「合理質疑莎翁身份宣言」(Declar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預告 21 世紀的莎翁研究熱潮。倫敦的布魯內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以及美國波特蘭的康科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甚至為此設立了作者身份研究課程。

莎劇作者問題其實是一個已經長達幾個世紀的爭議。

儘管現在普遍以 4 月 23 日慶祝他的生日,莎士比亞的確切出生日期並沒有確切記載,他的故鄉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也沒有他的出生證明,小鎮的學校也沒有他的登記記錄。這些都是爭議幾個世紀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莎士比亞在世期間,他並不是英格蘭最著名的作家──同時代的瓊森和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等都享有盛名,鮑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與弗萊徹(John Fletcher, 1579~1625)的劇作也風行一時。因為並不在風口浪尖,因此也無人質疑他的作品。

作者爭議問題在 18 世紀中葉、莎士比亞被推為英格蘭國家詩人後方始浮現。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甚至包括伊麗莎白一世本人與其繼承人詹姆士一世。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 (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 (Edward de Vere)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 (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
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 (Edward de Vere)

這些候選人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王公貴族,但有趣的是,這些候選人名單多由普通人提出。譬如最早撰文提出莎劇作者另有其人的,並非文學批評家、學府巨匠,甚至不是英國人,而是美國俄亥俄州小鎮教師—迪莉婭培根(Delia Bacon, 1811~1859)。

莎翁去世後兩個多世紀之後,迪莉婭生於在俄亥俄州的一棟小木屋裡,父親是公理會牧師。由於父親的突然病故,她在 14 歲之後就未能繼續升學,而成為一名教師。由於她自創的教學方法,使得她在新英格蘭的文學圈子中有一定知名度,也漸顯露文學創作的才華,甚至在 1832 年的一次文學比賽中,打敗了名作家愛倫坡。

1836 年,迪莉婭搬到紐約,因傾心于戲劇,而結識了莎劇演員,但一段不被當時社會道德所接受的情緣,使她被迫離開新英格蘭回到俄亥俄。

從社交生活隱退後,她開始全心投入研究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1856 年,迪莉婭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中匿名發表「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William Shakespeare and His Pl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m),系統性地為莎劇作者疑問打下文學批評的基礎。迪莉婭提出的是多重作者假設,認為莎劇作者,其實是包括弗蘭西斯培根,與沃爾特·雷利在內的文藝復興學派成員。

(Delia Bacon, 1811-1859)
迪莉婭(Delia Bacon, 1811-1859)

在迪莉婭看來,伊麗莎白君主與詹姆士黨都是暴政的延續,有著偏執的君主、壓迫性的行政機構、冷酷的秘密警察。相對於君主與朝廷的暴力,雷利與培根代表了知識分子對共和自由的追求,劇本則是他們表達政見的安全途徑。

迪莉婭認為他們是一個「失望的小團體」和「反對派政治家」,熱衷論爭「誰來承擔領導和組織反對政府的責任」。[1]她認為《理查二世》所表達的是知識分子對由埃塞克斯伯爵為首的反對派貴族的擁護,也是奪權政見的綱領性表達。《李爾王》、《尤利西斯凱撒》、《大流士》被認為有趣而隱晦,充滿反君主的共和思想,也充滿對諸如人權和公民權力等現代民主概念的想象。譬如在評論《尤利西斯凱撒》時,迪莉婭直接的寫道,

全世界都知道學者──受人尊敬、享譽世界、滿有成就的人物──曾被折磨、毀傷、吊死、斷頭,在凱撒時代和伊麗莎白時代都是如此。劇中對凱撒的野心隱晦的暗示,不是對女王的影射嗎?[2]

在歷史上,雷利和培根爵士都曾遭到當朝君主(詹姆士一世)囚禁,前者甚至被處死,因此,劇本中的政治訴求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

最重要的是,這些劇作都戳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

通過迪莉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黃金時代的君主盛世,而是充滿政治恐怖、非法拷打、殘酷死刑的時代。她對政治權力的質疑,也與後世哲學家傅柯的看法不謀而合,並符合當代新歷史主義,與文化唯物論對莎劇的批評解讀:將文本放置於歷史語境之中,研究作家所身處的環境,重新呈現歷史。

像是在當代最著名的莎士比亞傳記之一:《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作者 Stephen Greenblatt 就提出「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的概念,認為莎士比亞不僅入世──在商業上有所成就──也關注社會民生與政治風雲,在劇本中細膩呈現生活世界與政治環境,剖析觀眾最深的恐懼與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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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Greenblatt 與其作《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除了提出一種政治想象和解讀文學的方法之外,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也顯示一種對藝術創作與階層關係的預設,認為一個沒有受過系統教育、亦缺乏接觸上層社會的平民,不可能寫出那樣的劇本,構造出那樣的對話,擁有那樣的心胸。因此,莎劇的作者應該是培根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

迪莉婭認為,莎劇中對貴族和朝廷的描繪,以及深思熟慮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出自教育的無產階級;追求經濟和商業利益的小演員,更不可能到達那般廣闊的思維境界。這是一種早於其時代的進步共和理念,和解放人權的觀念。

但這種意見背後的邏輯與《匿名者》相似:都是貴族通過劇作傳達政見,在劇場這一公共場合中,挑動台下觀眾情感;與此同時,作者還是保持匿名,以免政治身份洩露。這也是迪莉婭的意義:她的推斷儘管缺乏直接證據,她卻用邏輯推演的方式,解開了許多熱門的疑問。

但這假設卻有一缺限:明顯左傾的自由思想為何不能產生於底層,而必須通過知識階層調和、反思、表述?這是否為階層、智識上的歧視?而對莎士比亞作者的爭議,事時上也表現了另一種後浪漫主義的文學想象:任何文學作品都只能是作者本身的自傳。19 世紀的文學批評家 John Stuart Mill、Thomas Carlyle 以及 Richard Henry Horne ,都曾提到文學中的自我意識問題,認為這是人性之惡,時代之靈。依照這種觀念,宮廷只有宮廷眾人才能寫就,帝王的世界也只有帝王才能想象。

另外,對文本作者的懷疑和本身也有久遠的傳統,莎劇作者的爭論並不獨一。最著名的文本作者爭議恐怕是《聖經》。儘管教會公認《聖經》乃神所默示,卻同時也肯定不同書卷的書寫人之間的差異。譬如,在聖經研究中有「Q 文件」的說法,Q 文件被認為是福音書中失傳的文件,包含耶穌門徒的口傳,而各福音書是在參考 Q 文件的基礎上撰寫而成。

而在支持培根為莎劇作者的一派裡,破解培根寫作莎劇的關鍵在於:密碼。培根發明了隱寫術,加密時每個字母都有不同的轉換方式,分別代表不同的字母和編號。通過解密,可以發現培根與莎士比亞行文之間的相互對應。

但電影所提出的牛津伯爵作者一說,也是莎劇作者爭議中的一支(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愛德華確實是宮中有名的詩人和劇作家,但他的作品多為喜劇。在一份 1598 年的文學評論中,作者將愛德華與莎士比亞、諸多其他作家列為一起,認為他們的喜劇都非常傑出,可見同時代人清楚地分辨兩個者不同。

1600 年,伊麗莎白時代的著名文學編輯 John Bodenham 在文學札記〈觀景樓或繆斯的花園〉(Bel-vedere or the Garden of the Muses)一文中,也特意將兩人分開提及,愛德華在騎士一列,而莎士比亞則被歸類為平民作家。

但由於愛德華的劇作本身沒有流傳下來,因而難以透過文字和語言學比較,對照出兩人劇作的相似和不同之處。但最明顯的辯駁就在於劇本創作日期:《暴風雨》創作於 1611 年,在莎士比亞有生之年內的新聞啟發:1609 年有一艘船撞擊在百慕大,但此時牛津伯爵已經去世。

最重要的是,《匿名者》所描繪的熱烈深情,沒有考慮愛德華的同性戀傾向。

愛德華曾被同時代的天主教朋友嘲笑「當女人不再甜美時,年輕男孩兒正當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 126 首就是寫給一名男性的,歷史上認為是南安普頓伯爵;而《匿名者》中將南安普頓處理為愛德華之子。按照這個邏輯,愛德華就是與自己的母親孩子有過戀情,這個邏輯可謂荒謬。

莎劇作者爭議的背後,也是歷史由誰書寫的問題。

Rafe Spall in Columbia Pictures' "Anonymous."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一個多世紀前,迪莉婭所持的文藝復興學派、牛津伯爵等觀點,代表著傳統歷史研究(包括歷史人物研究)中自上而下的視角,而如今,當代歷史學有更多研究取徑,像是「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常民史」(ordinary people’s history)等研究方法,從民衆角度,去觀察、反思正史列傳中的敍述,以多面向的角度考察歷史語境的生成,為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原本不屬於史冊中的主角,在歷史上發聲。

而事實上,創造歷史的正是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那些在歷史長河中一批又一批追趕時代的普通人。在時代中被追趕,又不甘心而拼命記錄的普通人。


[1]莉迪亞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15。

[2]莉迪亞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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