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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地缘
2017年06月30日 思想评论 ⁄ 共 10678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393 views+

 

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

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可是,看看《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Progress of geopolitics of Chinese geography since 1990)所描述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里,却没有一点技术对于地缘关系的影响的研究:

1 引言

社会需求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发育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支撑。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总是与大国间的此起彼伏和兴衰更替紧密相联。在20世纪,英国走向衰微方有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德国迎来勃兴始出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美国寻求霸权遂生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21世纪的今天,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分配格局已发生巨变,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西方主导下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遭遇挑战,全球政治经济空间重构似乎已成一种必然。历史地看,这一波由中国崛起所牵动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国际格局变动,必将对国内地缘战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诉求,并为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崭新的历史机遇。

国家地缘大思维的养成需要多学科孵育,尤其需要有国际政治学和地理学的智力支持。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既建立在地理学广阔深厚的学术土壤中,又植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思想积淀中,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性。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并进而影响着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和变动。在国际范畴内,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必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活动舞台,生存和发展于特定的地缘环境之中。由此,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存在和演进的空间基础。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可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2 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
2.1 国际格局变动要求中国修正地缘战略

大国竞争始于“庙算”,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因此任何大国都要因应对内外挑战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选择,是定国之途、安邦之道,是民族最高生存智慧的升华与凝结。从本质看,大战略的内核是国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展开生存竞争的地缘战略。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西方战略理论认为,战略环境是制约大战略制定的首要因素,而国际体系内部的力量分布结构——国际格局又是影响战略环境的关键变量,一国在国际“权力金字塔”中的位置直接决定着该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即决定着该国的战略抉择。在当今现实世界,尽管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还将持续,但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已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旧格局中孕育着重大变革的契机。近十年来,西方在内政外交上错误百出、积重难返,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先后通过制度变迁走上了复兴之路,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一个由中国所主导的亚太地理—政治新格局已初见端倪。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新的地缘环境下评估自己面对的战略威胁、拥有的战略资源和可能的战略机遇,重新确立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即修正与重构自己的国家大战略。这就为中国地缘科学界提出了时代课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动的空间效应是什么,秩序重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风险与挑战,未来世界会不会形成中美“双头”空间结构,这种变化将对亚太地缘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等。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国内地缘政治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为条件。
2.2 面对外部遏制要求中国找准突围方向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资源稀缺条件下大国关系先天具有“零和”性,当新的大国崛起时,霸权国家通常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其进行围堵,从而诱发国际冲突和国际局势动荡。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把此逻辑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门罗(Ross Munro)就指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2005年,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更是认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利用亚洲小国对中国的猜忌,以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支轴,努力编织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网,运用多种手段阻挠中国崛起。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大国的最终命运不外乎有两种:要么打破围堵并完成崛起,要么被霸权国家扼杀在崛起的摇篮中。中国是个有着战略抱负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被永远地塞进狭小的空间内。崛起的中国必须打破西方的围堵,这既是本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公平正义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地缘政治学者需要回答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面对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围堵,中国实施战略突围的地理方向在哪里?显然这又包括如下子课题:如何评价中国崛起的地缘条件,美国在亚太战略资源投放有什么样的空间特征,其对华围堵的薄弱环节在哪些国家,中国如何配置资源进行战略反制等。
2.3 克服民族惰性要求中国树立地缘目标

现代组织行为学在解释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时指出,由于人性的缺陷,组织的持续成功会在组织内部形成一种保持既定行为方式和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倾向,使组织成为过去辉煌的牺牲品①(①组织惰性产生的机制:一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许多组织及其领导者会在功绩面前产生懈怠心情,由此丧失继续奋斗的愿望;二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组织中逐渐形成了相互一致的规范、制度、文化和领导模式,不愿意打破他们认为构成成功的一切,进而形成对外部新生事物的抵制心态;三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为组织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优越的环境条件反过来造成组织丧失进取动力,并让组织为自己的惰性行为赢得借口。)。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显然亦无法回避自身惰性的问题。19世纪末的德国完成了统一,并进入到欧洲“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在韦伯看来此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并未成熟,因其国民普遍陷入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从而使德意志民族丧失了政治进取心( 1895年5月,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对统一后德意志民族中滋生的“政治市侩主义”和“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提出强烈批评,并指出“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民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初步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与百年前的德国相似,今天的中国亦不能算作一个成熟的民族,因为在政治上似乎出现了一股“改革疲劳症”。突出表现在:在国家尚未实现统一、大批疆土不断遭受侵蚀之际,国内却出现了精英阶层安于现状、普通民族追求感官享受、利益分配结构趋于固化、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启动等问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成熟民族总是善于建立自我警醒、自我激励机制,来防范自身意志的懈怠。对于进入战略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亟需树立一个宏大的外部战略目标来消弭大众分歧,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民族资源,统摄国家发展,用外部目标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内部变革走向深入。如上文所述,大战略在本质上还是地缘战略,因此国内学者应思考一个问题:在和平发展持续多年之后,中国应确立什么样的地缘战略目标来引导中国崛起。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综观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发展,可以分为“兴起—繁荣—衰落—起势”四个阶段,即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无知造学科”阶段、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的“任务带学科”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的“市场推学科”和90年代末至今的“形势促学科”阶段。相应的研究重点从世界国家或区域的科普介绍到为国家和平发展的出谋划略。然而在二战沦为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地缘政治学,至90年代初在中国才被“解禁”,没有经历“繁荣”,就伴随着中国世界地理研究的每况愈下,接近衰亡。可喜的是,近年来在相关世界地理学者的长期坚持与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在21世纪引起中国地理学界的广泛重视,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基础理论与框架体系研究

随着人们对不同空间尺度诸种地缘政治关系与地缘空间格局的认识、探讨与研究的日趋深化与拓展,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引起了包括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广泛思辨。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与概念解析、学科起源与发展历程、学科特点与方法论及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等。一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最基本的内核是地理要素,即地理位置、国土幅员、邻国、地形与气候、资源以及距离。认识地缘政治学基本的地理要素,是正确把握、运用地缘政治学的先决条件;地理学理应成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于国政基于多年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的研究,将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纳入统一框架,提出构建地缘学一级学科的思想,并对地缘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及学科框架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详述探讨。
3.2 大国地缘战略与全球政治格局研究

3.2.1 大国地缘战略 苏联解体与中国的有力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为了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需要,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先后制定了新的地缘战略。其中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以及防止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兴。因此如何反遏制、反突围成为中国世界地理学者地缘政治考量的重心,主要集中于运用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演进,美国对华战略的层次架构,以及从“遏制—突破”角度研究中国的应对之策等。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和最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的全球地缘战略变动及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理学者深入研究了俄罗斯“东进”的背景与动机、俄罗斯东北亚地缘战略走向等。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能源问题牵动着当代政治与经济全局,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战略演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3.2.2 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两极格局宣告结束,同时西欧和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多方“强权”交错的“真空”或“薄弱”地带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亚、亚太和北极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加之“9·11”事件的影响,中亚因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令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地理学者在中亚地缘政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9·11”事件后的中亚地缘政治新格局、中亚地缘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以及中亚地缘政治的走势;还有一些学者对里海的国际法状态、西方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中国的崛起,加上南中国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海上通道,使得“破碎地带”的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地区。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太新兴经济体继续群体性成长,在世界各大地缘经济板块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使得亚太的国际战略地位“水涨船高”,美、日、欧都先后调整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加大对亚太战略资源的投入,亚太格局可谓瞬息万变。中国地理学者尤其关注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皆有涉及。研究内容涉及亚太地缘格局的特点与变迁、大国地缘战略东移的背景与原因、区域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估方法与实践等。在全球资源、能源短缺的今天,北极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并成为关注焦点。气候迅速变暖使得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的商业运营逐渐走向现实,“蓝色圈地运动”的步伐加快,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由于北极航线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分析与北极航道的经济论证成为中国地理学者新的研究课题,引起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李振福等较为关注北极航线的地缘战略研究,先后采用多种定量技术方法对北极航道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的假设前提和中国北极航线的地缘政治策略,为建立中国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3.2.3 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内部改变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利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的基本走向。20世纪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学复兴之际,中国地理学者就着眼于地缘政治新形势下的中国地缘战略研究,提出中国应坚持全方位、等距离、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并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架构成为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地缘外交方略与对策、中国边界地缘线的划分与中国安全环境的空间结构等。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然而基于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的现实和历来重陆轻海的战略思维,导致建国以来围绕海洋权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时而发生。基于领土争端与国家主权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权利研究是中国地理学者从地理学角度为国家安全保障提供策略的一大视角。早在20世纪70年代,为配合外交斗争的需要,中国地理学者就从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力证南海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科院地理所也先后完成了《世界岛国的海域测算》和《东海、黄海和南海大陆架量算》等报告文件。近几年,以钓鱼岛、南海为主的领土与边界争端问题持续发酵,围绕南海和钓鱼岛的权益博弈成为事关亚太安全格局与秩序重构的重大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可谓是西方大国及周边国家遏制中国“走出去”的两个支撑点。中国地理学者一方面以史为据力证及提供解决争端的思路,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国际战略态势,提出相应对策。
3.3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与地缘经济合作研究

3.3.1 东北亚 冷战结束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四个主要的权力核心所主导的,多元化的战略新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有了快速发展。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对东北亚多边贸易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重点集中于东北亚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向、投资模式与区位选择、规模与发展政策等,其中围绕图们江地区的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与图们江通航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图们江地区的地缘经济研究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长期传统与特色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图们江地区的经济资源特点、国际合作开发模式、合作通航的困局与出路等。

3.3.2 中亚 作为中国与其他势力的战略缓冲区,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新疆地区。中国地理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如赵璜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现状及其与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哈经贸联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进入21世纪,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国与中亚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于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合作领域一度成为中国地理学者研究的热点。

3.3.3 东南亚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问题在9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中国地理学界高度的关注,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模式与实践策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论题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政策协调机制等。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不仅掀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地缘经济合作的高潮,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地理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合作领域、合作影响及对策等问题,如谢忠考等就中国与东盟石油合作的新领域与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国与东盟在石油贸易、油路安全以及石油设备贸易和合作勘探方面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这些研究详尽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为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3.3.4 南亚 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和大洋洲通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波斯湾产油区,直接攸关中国的“通道安全”。进入新世纪,中国和南亚地区经济都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性强,两国企业界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也十分高涨。中国地理学者从西南边疆与南亚地区开展边境贸易的角度,研究云南、西藏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向、内容与模式等。次旦桑珠在综述西藏与南亚地区往来的历史及双方经济基础后,提出了构建西藏—南亚边境贸易的对策;蔡定昆等在分析中印地缘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印地缘政治关系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这些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开展与南亚经济合作都是有益的参考。
3.4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与中国资源战略研究

3.4.1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 近年来,全球资源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资源总量空间分布的变迁,还表现在资源需求、供应和贸易格局的剧烈转变,更体现在资源能源对各国政治、经济影响程度的跳跃式提升。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源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有丝毫的降低,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表现得更加突出。针对当前世界资源格局,中国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如徐小杰的油气安全地缘政治学说(徐小杰把北非、中东、里海、中亚、西西伯利亚等主要石油供应地区划分为“大油气心脏地带”,把西欧、中欧地区、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等油气消费地区划分在“内新月形油气需求地带”,认为这就是世界油气资源地缘经济版图。) 和郝丽莎等的世界石油资源圈层结构论④(④ 郝丽莎等以石油探明储量为考查指标,分析了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认为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多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波斯湾储油层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储油层分别是东西半球的油极,核心地位不断强化。)。还有一些学者就世界资源分布的时空特征、世界资源地缘格局演进与大国资源战略、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地区的形势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讨论,认为世界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储、产、销的空间失衡是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沙特—里海—西伯利亚—加拿大石油轴心地带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变动更加剧了石油供需格局的脆弱性。李红强等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并探讨了能源与地缘政治演变的相互作用。

3.4.2 中国资源安全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耗竭性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非耗竭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使得中国资源安全面临着巨大考验,众多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急剧攀升。然而,在中国进口资源的过程中,却常常受到别国掣肘。部分国家甚至以资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武器和手段,企图遏制中国发展。显然,中国资源安全战略研究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科学命题。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就世界石油格局变动下中国能源的供应与保障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论题包括以石油为主的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资源合作与竞争等方面。中国地理学者就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全面,涉及到能源的供、储、运诸多方面,广泛认为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巨大需求与自给不足的矛盾加剧资源能源进口依赖度的不断攀高;国内能源储备不足及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在面对能源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能源运输通道容易受他人所制;石油产油国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使得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研究更加迫切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地理学者也一致认为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能源安全维护措施,如能源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等。还有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在能源、铁矿石、农产品、森林资源等方面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如周晓波等从能源合作的角度对中非、中俄石油合作的前景、战略意义、重点合作区域进行了探讨;张晓芳等从能源竞争的角度对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背景、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都是有益的参考。

4 成就与问题

4.1 主要成就

4.1.1 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十多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都有所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多层次、跨学科沟通平台的建立,更为学者捕捉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激发新颖独到的学术灵感提供了便利,学术氛围明显改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2012年初成立“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心”,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更是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举办“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标志着中国地缘政治学从此由自发发展阶段进入到自觉发展阶段。

4.1.2 学术成果逐年增多 从1990年到2013年,国内学者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推出了100多部以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基本上结束了基础理论学习只能依赖外国专著的历史。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90年到1994年的5年中,全国主要刊物中以“地缘政治”命题的文章共有124篇,以“地缘经济”命名的有37篇,而从2010年到2013年的3年内则分别达到了7392篇和476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25%。其中,1991年苏联解体、1995-1996年美日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和台海危机爆发、1999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2001-2003年美国发动中东战争等,都成为刺激中国地缘政治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在此过程中,《世界地理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逐步成长为中国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的三大学术重镇,1990年至今三大刊物分别刊载以“地缘”命题的学术论文76篇、56篇和35篇,基本覆盖了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

4.1.3 重大领域有所突破 过去十多年,国内地缘政治研究深化了对地缘政治空间机制的探索,积极尝试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领域上,在坚持原有传统阵地(如大国地缘战略研究、国家地缘关系研究、热点地区政治格局研究、全球资源地缘格局研究等)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等新领地;在分析视角上,从过去片面重视微观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作用,转变为更加重视国际体系的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侧重于政治现象的空间描述,转变为重视对国际政治演进的空间机制的研究。

4.1.4 社会影响迅速提升 广大地缘政治学者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关系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密切跟踪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现实性、对策性研究,为推动中国大外交事业发展发挥了思想库作用。地缘政治学者积极参加一系列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完成一批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研究课题,并且每年推出大量研究报告,编发大量关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信息稿件,其中有多篇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用(如杜德斌等完成的“当前涉我海洋权益争端形势及我应对思路”、“日本陷能源困境,我宜警惕其在东海挑起事端”等专家咨询意见,获教育部领导批示,并上报中办、国办。)。
4.2 主要问题

第一,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术共同体处于分裂状态。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地理学的,一条是政治学的,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未建成。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觉得地理学总是在粗糙地介绍一些国际政治理论;而地理学学者有时发现国际关系专业的论文不着边际,难以落地生根。跨学科研究需要对各个学科基本知识和研究现状均有所把握,更需要融合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使之相互应用,而这种复合型的学者并不多见。目前,冠之以“地缘政治”的文章比比皆是,但这些文章不是地理学的就是国际关系学的,能触及地缘政治深层本质的并不多,更鲜有能从学理层面进行逻辑推演的。

第二,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发展潜力受限。目前学界尚未就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关系达成共识。1984年苏联学者斯皮琴科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一书被介绍到中国不久,国内学者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地缘政治学被划归政治学原理之下的三级学科;而在“面向21世界世纪课程教材”里,地缘政治学则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专章。学科定位不清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思维模式冲突和研究方法混乱,因此制约了地缘政治学向纵深发展。

第三,地理学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名不副实,优秀成果不足。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地缘”为主题的著作超过百部,有关论文近万篇,但这些成果基本上是由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完成的。不仅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已经名不副实,而且从自身来看,“地缘”在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也已濒临衰亡。作为地理学的七大期刊,自1990年以来,刊发关于“地缘”的论文比例基本在1%以下,一些期刊甚至出现长达十年零刊发的状况。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界从事地缘研究的人员极少,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这种状况与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母体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符,与中国地理学庞大的学科队伍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谢选骏指出: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举例来说,工业革命和机动船舶的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缘,不仅让偏僻的岛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交通枢纽,而且让中国沿海地区从原来的渔村成为经贸前线和工业基地。相反内地的运河周边却趋于衰落了。

再举例来说,此后一百多年兴起的互联网络,再次改变了中国乃是世界的地缘关系,使得许多荒僻之地成为度假胜地,使得许多价值发生重大改变。

这些都是技术决定地缘的事例,而上述“研究”,却“言不及义”,可见其落后落伍之至。

2017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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