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思想评论 > 正文
康德剽窃基督教
2017年06月30日 思想评论 ⁄ 共 19969字 暂无评论 ⁄ 被围观 357 views+

 

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一)

网文《康德与虚无主义:你为什么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说:

现代人最常见的一句口头禅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要解释其中的缘由,却必须从古时候说起,以为正本清源。

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一般认为,德性是高于个人权利的,个人本身并非目的,追求"至善"的德性才是人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逐层推演,首先论证了幸福的三种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世俗的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物欲。第二个层次是在城邦中的政治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城邦成员之间的“友爱”,第三种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其所指是沉思生活,这种生活一般只有哲学家才能享有。沉思生活作为幸福的最高位阶,其寓意是明显的,只有哲学家的沉思生活才能真正追求“至善”,而追求“至善”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最好的,最有“德性”的。尽管对这个“善”是否是抽象的最高理念,还是具体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所分歧,但“至善”是人生的目的是没有疑义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政治生活中的“德性”归纳为勇敢、荣誉、友爱、忠诚等多种具体形式。而“德性”的形成,来源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共同形成与规约的道德与宗教传统,这种道德与宗教传统在每一个古代的“封闭社会”内部,都有其各自的体系,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而且正当的。

就个人而言,如何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德性”呢?首要的是对人的灵魂结构的分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的灵魂是有不同层次的,而非铁板一块。他基于“自然”来理解人的灵魂结构,人的灵魂结构可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而有德性的人,必然是理性与激情能够控制欲望。

如果读者希望理解“部分”的意义,从而把柏拉图的理论搞得更清楚,他可能会将灵魂的部分和一辆汽车的部分类比,也就是说,作为使一个更大的整体运转的共同工作的各个成分,或者就像戏剧中的各个角色,由各个不同的演员扮演。柏拉图的论述以观察到灵魂中包含着冲突开始,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柏拉图在冲突中发现了人的生存中最重要的事实和最能解释人格结构的现象。柏拉图称为不正义的,弗洛伊德大致称为神经错乱。柏拉图和佛洛依德都通过观察功能紊乱的灵魂以找出其运转的机制。生物学家通过解剖植物或动物来观察它的内部结构,而此类心理学家发现,在灵魂中的冲突将灵魂分裂开时,灵魂的结构表现得最明显。

柏拉图以一个假定开始,如果一个事物能够同时做出两个不同的行为,这个事物必然有不止一个部分。苏格拉底长篇论述了欲望自身是那种缺乏系统的冲动,而不是那种能够自我规约的动机。比如节食者关于是否再吃一块东西的思想斗争,守夜人保持清醒的努力,禁欲者和性欲的斗争,都表现了理智和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组冲突中,理智似乎总是那最适合于关照整个人的福利部分。它不是许多冲动中的一个,而是灵魂中这样一个部分,我根据它在两个欲望中做出决定,而不是被它们击垮。在这个被简化的冲突画面中,柏拉图加进了“激情”(thumos),它不同于理智和欲望,虽然更倾向于前者。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愤怒——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愤怒——只要我们将愤怒的意义扩展到包含像野心、竞争心以及诸如愤慨和复仇的渴望这些有道德倾向的感情,这些感情包含了判断,既是感受,也是行为的驱动力。因此,激情表现了灵魂其他各个部分的特征,它可以支持理性,因为愤怒和竞争心比起理性的命令更能促使人行动。激情和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能力,两者都已经学会一种最好的自我形式,并且对追求最好的自我的任何失败都愤怒的予以惩罚。发怒的倾向如果恰当地被训练就能成为伦理生活中一个强大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伦理行为要求自我的提升。通过激情的介入,柏拉图为理性的冲动提供了一个实施好的行为的策略。一旦愤怒被驯服力量,它就可以推动个人灵魂中的道德律,因为它在强度上和欲望匹敌。如果没有理性的统治,只是欲望和欲望之间互相的冲突,往往就无出现无序失衡的状态。13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布丹利的驴子”,好比一头驴子在两堆完全等量的草料之间无法做出选择,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能前进,最终会饿死,后世称之为“布丹利的驴子”。这个比喻带来了欲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散乱而不关心整体性。理性则具备统治者的截然相反的特质,它控制激情,并联合激情对欲望进行统治,它是智慧的并且对整个灵魂深谋远虑。就像柏拉图对城邦德性的阐述,城邦的正义来自每一个人都只做唯一的工作,卫国者严守统治之责,各部分形成和谐整体。柏拉图的灵魂结构的正义性也被定义为组织良好的灵魂,理性是权威的统治者,联合激情这样的辅助力量,统治欲望。欲望虽然没被柏拉图描述为最差的,但确实是低下的被统治者。

只有在这样的“灵魂结构”之下,理性与激情才能统治欲望,指引人向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迈进。

而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性浪潮,正是基于对古典哲学时代这种“德性”生活的反动。个人的激情和欲望可以不受理性的控制,不考虑整体性,不指向至善,而只是由激情与欲望,或者说最大程度上是由欲望所推动。此处,康德对现代哲学的重大贡献意义凸显。康德彻底贬低了人本身之外的一切必然性领域,“自然”在康德这里被颠覆了,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情绪欲望首先从理性中解放出来。(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肇始。)

人要求解放外在的束缚,康德式自由的第一层意涵首先是个人独立于欲望的控制,第二层意涵是通过自我来立法,即道德的自由律来限制自由。但是自我的立法到底是选择善而是恶,是选择禽兽生活还是美德生活呢?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人领域或者“私人修为”,失去了外在道德和宗教限制的“自由的个人”,最终很容易陷入虚无。霍布斯对个人自由的一般理解,一是人的欲求尽可能小的外在障碍,密尔对个人自由的界定,是个人领域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无论国家或者社会都无权过问私人道德。此处,古典时代追求“至善”的伦理观念被彻底颠覆了,人逐渐成为孤立的个体,欲望成为个人的主宰。正是依据这种理路,后现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更进一步要求解放一切个人的外在束缚,使个人成为光秃秃的“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国家、宗教、道德都是罪恶的,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戕害。

然而,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一个“永恒”已经被解构,“德性”生活已经不可能的时代,作为现代的产物“爱情”,却被人寄托了最大的追求“永恒”与“德性”生活的期望。正如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他电影中的表现——佛挡杀佛,鬼挡杀鬼,唯独爱情不死——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已经爱情的完胜告终。现代人,尤其是80后的这批中国观众,一面在现实中哀叹爱情的不靠谱,一面却又对周星驰电影中这种“我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的大话西游式爱情心驰神往,其中缘由而在。其实,人们正是生活在一个被除魅的世俗世界中,渴望一个尚带神圣感的幻想,这个幻想在十字军时代是耶稣基督,是圣城耶路撒冷,是圣殿骑士团,在18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烽烟烈火,在中国,曾经是毛时代的万人称颂伟大领袖,在现代,一切宏大叙事终于通往幽深的庭院,身负重伤的爱情在周星驰电影中,肩负了最后一点神圣性的想象,苟延残喘。

反讽的是,最不强调爱情的传统社会,男女婚恋却最为稳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几乎是常态,而自由风气最浓厚的现代社会,却往往很难通过自由来获得美好而稳定的爱情。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现代人是普遍自由平等的,这种状况导致两种局面,第一,现代社会的个人追求的幸福是在法律允许范围里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一个人无法要求另一个人更讲道德,个人也没有义务提升自己的道德,所以婚恋中的劈腿小三二奶是常态也就不足为奇。第二,现代人由于挣脱了一切外在的家族、道德、宗教的束缚,同时也失去了在婚恋中的相对安全位置。传统社会的男女婚恋绝对是一个公共事件,至少是家族事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双方谈不上什么爱情,而是着力从家族门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当然也包括个人条件等诸多方面进行事先考量。这种事先考量追求的是一种稳定性。在现代社会,自由恋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件,选择与考量的背后站立的,从家长与媒妁变为“自我”。一方面,失去了理性与激情统治的情绪和欲望主宰了这个“自我”。情绪与欲望是飘忽不定的,可以不断膨胀,没有界限,由这个欲望的“自我”看来,爱情当然是无法永恒的。今天你爱我,明天你不爱我,后天他爱我,再后天你爱他,便是爱情的常态。另一方面,个人的选择虽然挣脱了家族、宗教、道德的事先束缚,当爱情渐趋稳定,甚至逐步迈向婚姻时,各种外在的限制,又会在情绪与欲望的引导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列夫托尔斯泰说,“婚姻是一种合法的长期卖淫”,这种情形在现代比之古代有过之而不及。仅仅因为地域的远离、性格的不合、财产的不平等,又会引发一波波的婚恋危机。因此,貌似从传统婚姻下解放了的现代人,从根本上并未摆脱爱情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束缚,而是将原来一部分被家族、道德、宗教代为承受的压力,全部由“自我选择”的个人承受了。或许,这也是自由的代价。

但是为什么,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外在的他人的束缚,偏偏又渴望爱情能够体现“德性”,甚至“永恒”呢?我认为,这至少可以反证,人本身仍然没有失去对永恒确定之物的追求,但当现代个人主义盛行,家族、道德、宗教,一切伦理的外在束缚被撤离,原有的家族、社群、宗教关系分崩离析,两性关系成为最后一种可能长期稳定的伦理纽带,孤立的现代人必然把从原有社会关系中失去的家园感,全部倾注与投射在爱情之上。于是,爱情成了现代人寻找家园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往往却脆弱不堪,真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于是,自我的现代人,自由的现代人,孤立的现代人,当他们渴望爱情而不得时,而破灭时,自然会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当他们连爱情也无法再相信,也就失去了最后一根对永恒与确定之物的信念,最终会陷入虚无。

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此种虚无的情绪下,怀疑主义本身并不让现代人彻底失望,反而可能会加重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越是难以企及的他们越想得到。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实证主义观点,我们固然无法举出任何一个真正是‘永恒’的实例,却仍然可以举出无数‘不永恒’的反例。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下,渴望爱情,确切的说,是渴望真挚稳定爱情的现代人,一边很拿出“爱情是永恒”的实例,一边依然渴望相信爱情,爱情便成为一种“信仰”。

但是这种被逼出来的“信仰”本身,根据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假定,也是没有根基的。康德将宇宙分作两个世界,一个属于实体性质的领域或者现象世界,可以用科学方法或理性方法来发现;另一个属于最终实在的领域或本体世界,只能通过信心、直觉和精神的确信才能领会。现代人以怀疑方法论为前提,认为属于本体世界的最终实在是不可能被认知的,或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永恒”与“确定”的存在,那么,所谓本体,也不过跟“现象”世界一样。在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流行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价值预设是:凡是不可以被实际证明者,都是不值得相信的。属于精神和信仰层面的世界尤其是无法实证的。正是在无数失败的经验事实积累中,被解放了的现代人,在被欲望所控制的自我中分裂挣扎:个人主义首先让他们失去了道德与价值感,陷入被欲望所主宰的泥沼,随之而来,怀疑主义又让他们陷入纯粹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的不确定与虚无感又加深了他们对稳定与秩序的渴望。

于是,他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谢选骏指出:整个康德哲学,就是对基督教的盗用,用自相矛盾的“物自体”概念取代了上帝。康德哲学的其他范畴,也从基督教神学转化而来,并无创造性可言。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来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这不奇怪,因为一切哲学观念,其实只能是一种宗教的信仰或其伪装,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悲哀。

(二)

网文《尼采置疑传统:“虚无主义”危机》说:

尼采的天才成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敏锐地提前深刻感知并预言性地宣告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历史传统的深刻精神危机:“上帝死了”。无疑,“上帝之死”标示着神对人的离弃或者人对神的背弃,人的存在从此没有了“神性”的守护,人类似乎早就注定了它“弑父”的这一悲剧性命运,只不过这一最重大历史事件在当前得以罪孽深重地呈现,人们如从巨大恶梦中醒来,惊魂未定,但这不是梦,由于这一不可忍受的灾难空前的巨大现实,人们宁愿它只是“恶梦”,甚至继续做梦,沉醉!尼采的这一天才式伟大预言性宣告,终于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彻底暴露(“一战”和“二战”是其颠峰性灾难呈现)。
尼采把“上帝死了”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判定为“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从以柏拉图为开端性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文化,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都是堕入了为柏拉图(苏格拉底)早已埋下的祸根所注定了的一种“宿命”——“虚无主义”。其要点就在于柏拉图对整个“存在”的三分: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或者称之为二分的“理念世界”和“表象(现象)世界”)。柏拉图像天神一样创造了完美而永恒的“理念世界”,把我们生活于其中有生灭变化的“现实世界”(“生成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可鄙“存在”,甚至视为“非存在”,我们的肉体也因此而获得了“罪”,因为它属于现象界,并且束缚了灵魂的飞升,而人的灵魂始终回忆和向往着真实而完美的“理念世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灵魂”、“彼岸”等观念则是柏拉图“理念”哲学观念的继续,“基督教道德观把自由意志、责任、‘内疚’和‘罪’作为‘善’的先决条件,结果,我们被弄得软弱、消极颓唐。”最终柏拉图的“爱欲性”言说转变为基督教的世俗权力统治与纷争,酿成灾祸!一神教的精神和世俗主宰当然就意味着对“异端”(另类存在)的肆意迫害!只要我们回忆历史并稍作反省,这一历史之深刻疮痛就无法泯灭!柏拉图的“快乐理性”似乎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苏格拉底毅然为了哲学的“真理”而坦然赴死,他因这前所未有的死而伟大。黑格尔心目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然而,“理性逻辑的清晰性……为了希腊人的优越权而被传下来,他们的特权、他们本几的秉赋,覆盖了这个本源,覆盖了一切隐晦的、‘可怖的’……混沌的,或者酒神的东西,它要让尼采去揭盖。”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就着自己制造的“毒药”而死的,它标示着对“肉身”的完全蔑视,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是现世“生命”的仇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主义是一种肤浅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乐观主义”,成为人类的麻醉剂,让人沉浸于如梦如幻的理性编织物里,停留于“现象”(虚幻的观念构成物),浑浑噩噩,忘记了对“存在”的思索,这恰恰是人类“悲剧性”的祸根!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似乎给人类重新带来“理性”的光明,人类又一次获得生活的“意义”!然而,康德的哲学依然有着“物自体”(又一个“上帝”的身影)的最高(绝对)存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话语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都被置于“绝对精神”(“宇宙理性”等)最高“范畴”的统治之下,而人被置于“存在”的最高等级序列,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宇宙理性”通过人的理性而实现自我意识的回复运动。古典哲学虽高扬“理性启蒙”的大旗,但基督教“上帝”的身影依然存在。在基督教世界里,万物都是上帝的造物,不过人是特殊的造物,他替“隐蔽上帝”照料着万物,人的这一独特地位在后世“主体性”哲学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此(之)在”,存在通过“此在”而得到筹划和照料。可以说,上述哲思有着浓厚的“神性”,似乎上帝的眼睛始终关注着人世,而“人”天然就是万物的看护者,“人”的本质规定性(存在之意义)也就在上帝的这一伟大安排中,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存在,才能完满,这正是“人”的天命所在!从康德到黑格尔,虽仍有“上帝”的身影,但毕竟确立和加强了“人”的主体理性地位,人类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已有了不同的领域,基督教的“上帝”似乎不再干涉人间事务,人神似乎不再有日常生活化的关联,“上帝”隐退了,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信仰”之中。随着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更进一步发展,上帝就从人世永远地隐退了(或者说人类通过“弑父”而夺得了统治权),这一“历史性”似乎早已内蕴于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没有对宙斯言明的“预言”之中。
尼采认为,叔本华比以往哲学家说出了更多的真理。的确,“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是“假相”(生成),毫无意义!人活在自我意识的深渊里,挣扎于无望的欲念里,寻求不断的但永远也不知餍足的满足,“欲壑难填”,人经历着“个性化”痛苦,“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可见,叔本华与佛教、老庄哲学有着神似之处!但叔本华沦入了彻底放弃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深渊,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出家”而不绝人间烟火与老庄的“出世”而超逸的情怀!尼采虽赞赏叔本华的“真诚”和对存在的悲观体验与看法,但不能满意其“自我毁灭”式的解脱之路。与之相反,尼采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存意志,并认为这正是战胜存在之无意义的根本力量。为了与“悲观主义”划清界限,尼采用“权(强)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是生存之本能,它追求生命的自我维护和更加充溢的生命权力,它有着“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意味,充满了“生存之欢乐”!而叔本华“生命意志”则仅仅是“个性化”痛苦挣扎之徒劳!
站在为尼采碎成两端的“历史”之后半部分,是幸还是不幸?或许难说清楚,不幸在于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救赎了,因为“上帝已死”;而所幸也许就在于没有了上帝,人将面临更大的自由,人将在“自由”中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犹如尼采的“超人”,这是对“人”(为几千年“虚无主义”所毒害的现代人)的超越,诞生的将是一种新的人类!或者如尼采笔下所憧憬描绘的沉醉有力地舞蹈于大地之上的酒神形象!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神之间的深刻裂痕,黑格尔的所谓“宇宙理性”与人的理性怎么能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呢?无数鲜血的历史告诉人们,“上帝”似乎喝“弱者”的血而存在!“宇宙理性”深深奠基于人类历史前行的累累白骨!黑格尔哲学有着不可克服的断裂,似乎也标示着完美古典哲学的破产,又一个为理性逻辑编制着的巨大美梦!但美梦惊醒中的人类时时有惊魂的慌乱与痛苦,甚至于不能忍受存在之痛!的确,尼采深刻的体察到整个传统价值之“虚无”,以及这种“虚无”价值给人类心灵种下的“毒素”,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人类已经迷失于文明之“荒原”,永远也回不了家!关于“回家”,不由得想起20世纪初犹太人于魏玛德国的两难之境,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缩影。本雅明“呼吁一种‘与上帝合一的内在动力’,他的主题是要把文学思想与宗教目的联系起来,并预言托尔斯泰(Tolstoy)和尼采(Nietzshe)才是‘新人类’的烽火。因此,他主张以‘犹太性’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对我来说犹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思想的高贵承担者和代表者’”。诚然,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历史之悲剧的重演!由此,本雅明倡导托尔斯泰式的宗教虔诚与尼采式的高贵自由,以规避历史的悲剧性宿命。这里的启示是人类又如何自救于尼采所谓“虚无主义”之深渊呢?
第二节 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之考察尼采通过“上帝死了”这一石破天惊之吼,把整个传统价值(主要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真理”价值)宣判为“虚无主义”,称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靠“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在根据“自我需要”而设定的所谓“真理世界”之中,这种超感性的“真理”最终演变为敌视“生命”的“虚无”价值!人类因自己创造的所谓“真理”而走向沉沦与毁灭,“人”处在了深刻的危机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这一宏大评判是深入人类历史性之本质的,亦是历史性之决断,尼采由此成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价值”争论隐微地出现于古希腊(据海德格尔从普罗太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话语就“主体性”之共同内涵探索的思路来看),内蕴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但用“价值”这一术语去评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本质性地归属于尼采,他以“权力意志”为存在之根本,以“超人”之意志摧毁传统虚无主义价值之大厦,召唤着新的人类,为未来之道路先行奠基。
据海德格尔,“虚无主义”一词源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雅可比,后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其观点是“惟有我们的感观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此外,“虚无主义”还出现于让保罗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但由尼采最先意识到,并于历史上支配了先前各个世纪,且将规定未来世纪的历史运动,这便是他所谓“虚无主义”的命名所指了,尼采对此的本质性解释便是“上帝死了”这一疯子般的狂语。海德格尔阐释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的规定性的支配权力……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虚无主义”即曾经支配整个传统的“最高价值”的贬黜,它丧失了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存在之意义失去了根据。“上帝死了”正是以柏拉图为开端的“形而上学”沦为“虚无主义”的总代言,从此曾如太阳般普照整个存在的“理念世界”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人之为人的规定性缺失了,“人”这个为“形而上学”所“本质性规定”的“理性动物”似乎沦入了“反讽性”的“意义”话语游戏之深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再一次如魔影般笼罩了人类之自我理性意识。
海德格尔阐释说,尼采“虚无主义”有三种起源形式:首先,于一切事物中寻找一种“本无”的意义时,“虚无主义”便登场了。尼采“虚无主义”等同于无意义状态。“意义”即人的“意志”所追寻的“目的”,尼采所谓“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力求保持高位和能够命令的意志。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己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horror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诚如尼采所言,人类哪怕是追求虚无也不能没有追求!正是这“意义”、“目的”使意志成其为意志。海德格尔阐释说,去意愿“虚无”还是意志去“意愿”,求毁灭的意志还是意志,并未完全丧失其本质性(“去意愿”的能力)!正是由于“意志”的这种本质性向本无“意义”的存在者整体去意愿“意义”,所以整个传统文化就陷入了“虚无主义”,“意志”所追寻的是“假相”(在尼采那里,传统哲学“求真理的意志”也即是“求假相的意志”),其努力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欺骗”!最终这种“假相”、“欺骗”彻底曝光!其次,“作为心理状态,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论,甚至一种组织化’,后者是得不到实现的。”所谓“整体性”(系统化、组织化)即“最高价值”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于此,“存在”才被归于一体。正如巴门尼德所谓“一切是一”。万物本为多样性存在,由于这“最高价值”的“统一性”而“统一”起来。这“最高价值”如何作用的呢?惟有通过“人”才能打通“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说,“惟当存在者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而且人被纳入‘统一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这时候,人本身对自身来说才具有一种‘价值’。所以,尼采总结说,人必须考虑到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即是说,“存在”惟有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筹划”才能“敞现”其意义。“上帝”的存在惟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被“证明”,它们是互为“本质性归属”的!这里有着“反讽性”: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权力意志”的创造物,而不是相反!“上帝造人”说是人类编织的关于人自身起源的神话,从而为人类自身寻找合理性根据,把人自身“本质性”地“设置入”存在,这样“人”就有了于高天穹庐之下、森森大地之上的一种“诗意栖居”!“人”通过其“理性”获得了“归属(宿)”。再次,“虚无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产生于人们对所谓“真实世界”之设定的怀疑中,人们发现(首先是尼采敏感而激进地发现),所谓“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臆想物”,只是出于人类生理、心理的需要!也许,人类创造“彼岸世界”是为了能忍受“此岸世界”的生活,创造“整体价值”是为了找到所谓“本质性归属”的“自我安慰”,但这无异于是“集体无意识”的沉醉酣梦!当虚幻之物代替现实存在之物而占据人类心灵的主导地位时,“人”便沉睡在了漂浮的冰山上,这是非常危险而荒诞的情境。原来,善于制造神话、童话故事而有着发达理性的人类居然处在了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自尼采的“横空出世”,这个“童话世界”才从根本上被震撼!几千年来盘踞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所谓“真理”也就摇摇欲坠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形而上学”有五个主标题:“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超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尼采对传统价值之“虚无主义”把握是其基本主题,是其整个哲学之前奏,只有先行毁灭传统虚无价值,才能创建更有利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尼采“虚无主义”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终结,同时也标示着新的开端:我们于“上帝死了”之后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我们或者束手无策,就此沉沦而毁灭;或者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决断,采取果敢之行动,在经受住“上帝之死”这个“彻底虚无主义”之考验后,人类将有可能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历史将呈现出强大而自由的新人类,这便是尼采所谓的“超人”了。尼采的“超人”之说依然“理想”,但相对于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是非常接近人类自身了。“超人”可谓是对囚笼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深切“召唤”,“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它卧在最坚硬的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以铁锤,猛然地敲碎它的囚牢,石块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可以说,尼采之“酒神”、“超人”、“权力意志”以及“永恒轮回”都是其“一切价值之重估”及其“虚无主义”之克服!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尼采质疑传统”,还不如说“尼采回归传统”——他爬到了比希腊罗马犹太更老的传统——波斯人和印度人那里,当然,那只是他所误解的波斯人和印度人。在这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和尼采的出现,是欧洲思想黔驴技穷的结果。叔本华和尼采的流行,是欧洲文明全面衰颓的结果。这就是谢选骏所说的:“虚无主义是欧洲文明的归宿。”

(三)

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里,谢选骏指出:

199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那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

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

想象力的飞腾,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欲望,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创造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针对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发。他的存在因而具有潜在的功利价值。对自我而言,他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的想象,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甘的苦役。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廉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护。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冥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78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290

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阱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阱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此界表达得那么充分……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9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92

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等等血缘社会,这是最初级的社会机构,也是最早的社会集团形式。它堪称最原始的“国家”,它制订法律,执行法律,安排集体的公共生活。它的生物基础比它的文化基础更为雄厚。社会的最小单位可以说是“家庭”(“社会细胞”),而家庭又是大家族的一个部分,以原始家族为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渐次发展了起来。一个社会的最大单位则是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以国家并不类似于霍布斯念念叨叨的“巨怪利维坦”;国家只是家庭、家族、社会集团的联合与扩大。尤其在农耕民族的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家庭。在各国的封建制度下,家族甚至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中介。

在汉语中,把“国”、“家”并称,甚至构成一个紧密的词组──并不是出自巧合或误会,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经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压力的存在,为此意识提供了依据。

事实是,在抵御共同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心理压力的古老斗争中,家族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正是在这一亘古不息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家族势力的不断延伸,最后促成了雏形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乃是各大豪强家族互相瓜分社会的一个口号和工具……国家落入某大家族之手,它又转过来限制其他大家族的活动,将它们的扩张活动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就是“王权”的巩固过程。

293

原始的家族(氏族)主要以自然力量为运作的对象,发展自身的系统活动;文明的家族则以国家和大社会为主要的运作对象。从这种意义说,东方世界从古以来就比西方世界较为“文明”──它较早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实体方面的巨大压力,并以抵御这一压力来为自己的形态发展、为使命感的生成定了向。

《礼记·大学》篇对此有一段基于中国家族政治的深刻理解,它认为“齐家”乃是“治国”的前提。这种社会哲学认为,没有对家族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则不可能具有治国的才能。中国式大家族在基于血缘的生物纽带下联合起来,因此婚姻行为也就成了家族政治自我强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超越家族的地缘政治组合中(这在工商业民族中特别多见),大家族的联姻,被社会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关系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代替了。家族对社会的垄断终于结束。这样,生物的基础完全社会化了,而亲缘关系则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文化关系了。生产者的财富与非等级的法律,从此跃升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依据家族势力积敛财富的古老方式,终被淘汰。《大学》死了,《大学》的时代澌灭了。

294

在礼教时代或礼崩乐坏而遗存犹在的时代,农业式家族有些已经脱离农村住在城市里,但其组织原则都是从农村里搬过来的。为了对抗外部压力,要求其成员服从内部习惯法,即族规、家法或秘密帮会的内部纪律之类。而奉父母或帮会领袖之命的婚姻,则是服从这一内部法规的起点。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近代兴起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运动,事实上是对家族、帮会等传统势力的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权力的障碍。

295

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负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己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296

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像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全球规模的战国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